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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能開出最多的課，卻偏偏不開文秘、寫作之類的實用課程，而開出一些古典文獻選讀、小說的藝術之類的非實用課程。其目標，號稱是打好基礎，提升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任憑社會如何日趨功利，中文系的學生一般來說，還是能夠把握好“有用”和“無用”的辯證關係。文科不夠實用甚至沒用是社會上廣泛存在的偏見，多年來，由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多出自清華、上海交大等理工科院校，人們對於北大這樣佔有文科優勢的綜合性大學在社會上的地位逐漸產生懷疑。然而，據《南方週末》統計，截至2007年5月底，擁有北大教育背景且在任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多達57人，遠遠超出清華出身的37人。昔日的“北大荒”，搖身一變為“北大幫”。這意味著更多文科背景的官員開始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文科無用論”可以休矣。

社會上長期存在的另一個對於北大人的偏見是認為北大人太“狂”，太獨，不善於待人處世，與人合作。這種本質化的論斷其實是相當淺薄無知的。凡是斷言北大人如何如何的，都不可信。因為“未名湖是個海洋”，穿梭於校園裡的幾萬學生，個個不同，在相容幷包的寬鬆氣氛下，發展出多元並存的文化豐富性。社會上關注北大，常常拿北大說事，其實那不時發生的個案，未必就是北大的典型，不具有充當三段論前提的意義。包括對北大的各種宣傳也是，多數來自所謂的校園精英，他們並不能代表同樣生活於北大的“沉默的大多數”和“中國的脊樑”。

今年六月，在北大中文系的網頁上突然看到系主任溫儒敏教授致07屆畢業生的一封公開信。信比較長，重點之一，便是提醒大家步入社會後不要過於“清高和任性”，要懂得必要的收斂和妥協。溫老師固然是有感而發，外人就此批評北大卻並無根據。從來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拿出可靠資料，證明北大的畢業生真的就比別校的“張揚”和“怪異”。北大人也是聰明人，要說他們連基本的人際關係都處理不好，其中又怎麼可能有57人成為了副省部級以上高官？

認為北大人“狂傲”的人，很可能是無法懂得“傲氣”和“傲骨”的區別。“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一百多年來的捱打和落後，對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是一個重創，時至今日仍未復原；具體到微觀層面，便是某一社會群體乃至個體的不自信。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北大人的強烈自信和傲骨，在部分國人看來便成了眼中刺，心高氣傲啦，狂啦，太自我啦，特立獨行啦，不好合作啦，都成了莫須有的瑕疵。

然而，在我看來，懷有充分的自信正是北大人最可寶貴的品質。這種自信是由北大的獨特歷史傳統和整體文化氣氛薰陶出來的，名師雲集，名流往來，藏書鉅富，都是構成這種校園文化氣氛的因素。在北大，只要一個人有所追求，他就能夠感覺得到某種“精神的魅力”，尋找得到必要的豐富資源，海納百川，將其化入自己的靈魂，並在潛移默化間獲得某種沉穩而恢弘的氣度。

歸根到底，北大能夠饋贈給它的子民的，最重要的是什麼？我的碩士導師曹文軒先生曾經寫過一篇《背景》，標題的兩個字便說明了一切：北大作為一個巨大的背景，給予北大學者特殊身份，成為他們的無形資產，使其感到富有，收穫自信與勇氣。作為從北大走出的一名普通學生，我願意用另外兩個字表達北大對於我的意義：底氣。對於多數北大學生，我想這個詞也是適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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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桂新：底氣（5）

六

2006年，在離開北大四年後，我放棄了重回母校攻讀博士的機會，南下香港求學。過去一年來，常常思念北大。由於有了新的參照，更加認識到北大某些方面的可貴，以及它在個人精神建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時對它的一些弊端也看得更為清楚。北大從來不是完美的，儘管它在中國幾乎是一個神話。當局者迷，有一部分師生意識不到問題的嚴重，仍陶醉於“北大真大”的快感中。固然，相對於一般高校，北大風氣更好，進取心更強，但如看不到它的種種侷限，或者雖然看到卻遲遲不幹實事去解決，對於北大未來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有時聽到外人說，幸虧還有個北大，北大人就不會怎樣怎樣，北大就不會有什麼什麼問題，感到很欣慰。但有時也聽到本校的老師說，中國未來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就係於北大一身了，只要北大不倒，中國就有希望。這種坐井觀天的自大狂言論，又讓人很悲哀。

真正的北大人還是應當更清醒些。不要有那麼強的優越感。不卑不亢永遠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