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偵察記》和郭維的《智取華山》卻太刻板地照搬了1950年攝製的戰爭片，而在手法上毫無改進。沈浮的《紡花曲》由於劇本太糟、十分概念化而失敗，這部影片原來是打算作為《團結起來到明天》的續集的。

從1955年起，中國電影界的領導執行了一項新的政策。各製片中心比以前有更多的自治權，同時在廣州、西安以及新疆、四川、雲南直到拉薩這個過去的禁區也都成立了新的製片廠。到1960年，電影觀眾人次超過50億，相當於美國的兩倍（打破世界的紀錄）。這個數字只代表每人平均購票6張（全國共有6．5億人），但在1958年的“大躍進”之後，電影放映場所的數目（包括固定的與流動的，放映16毫米或35毫米影片的影院與放映隊）達到1．8萬個。從此以後，全國共有33家制片廠，11家攝製故事片，22家拍攝紀錄片與新聞片。每年生產長片100部左右。

影片的生產也變得多樣化。人們繼續拍攝以解放鬥爭為題材的影片（如蘇里與武兆堤的《平原游擊隊》、白沉的《南島風雲》、丁裡的《衝破黎明前的黑暗》），同時繼續改編古典的或現代的民間戲曲（這些戲曲全國有好幾十種），這種改編的道路是由越劇片（上海附近的紹興劇種）《梁山伯與祝英臺》（桑弧與黃沙導演）的極大成功所開創的，該片表現一個人們喜愛的抒情的民間故事，主人公象是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祖先。這部優美戲曲片的導演之一桑弧後來又導演了《祝福》，這部影片是根據魯迅的一篇短篇小說改編的，充滿真摯細膩的感情，敘述本世紀初一個貧苦女僕的遭遇。

《中華女兒》的導演之一凌子風，攝製了《母親》一片，這是一部很引人興趣，以戰爭與革命年代為背景的作品。

同蔡楚生合作導演過《一江春水向東流》的鄭君裡，在描寫一位年輕的小提琴家（他創作了後來成為人民中國國歌的歌曲）一生的影片《聶耳》中，以幽默而有力的手法表現了30年代的上海面貌。鄭君裡還導演了傳記片《林則徐》（鴉片戰爭的英雄）和《宋景詩》（一百年前反抗歐洲殖民軍的一位將軍）。此外還應提到沈浮導演的色彩和諧優美的《老兵新傳》，雖然劇本過於簡單化。

香港地區

本節有些片名、人名無從查考，只好根據法文譯出。——譯者。

影片生產在日本佔領時期幾近中斷，到1946年底才恢復起來，此後影片產量日益增多，到1949年已達到200部。許多進步的電影工作者這時正流亡到這塊英國殖民地上，逃避政治的迫害，如史東山（日後《新兒女英雄傳》的導演）和張駿祥（後來導演《翠崗紅旗》），後者這時攝製了《小女婿》這部傑出的影片，在該片中他譴責了一種腐朽的封建惡習。

1950年以後，香港每年生產200至250部影片，其中只有少量向人民中國進口。這些影片大多為商業性影片（戲曲片、神話片、舞劇片、探險片、言情片以及模仿好萊塢的影片）。

這些產品一直是專門供應東南亞各國的，在那裡，華僑開設的電影院也是當地居民中不那麼富裕的階層光顧的影院。為了適應那些文盲和不懂華語的觀眾的需要，來自香港的影片不得不把故事變得非常簡單，而這時進步導演在香港的地位已被那些自上海移居香港的製片商們所取代了。

這個英國殖民地在1954年共有62家電影院，觀眾人次也很高（平均每人每年購票15張）。但是，香港從1950年至1958年每年生產將近200部的影片不是隻供其225萬居民觀看的，這些影片中有四分之三為粵語片，四分之一為中國“官話”片，另有幾部閩語片。它們之中有少數輸入人民中國，而大部分是輸往亞洲與美洲華人開設的電影院。

在商業性影片（1957年達311部）之外，有些導演在攝製一些抨擊現代惡習或封建舊習的影片上從事一種頗有意義的努力，如李萍倩的《春雷》，陶金的《再婚記》，顧而已描寫農民命運的《鬼、神、人》①，還有袁仰安在攝製了《孽海花》一片（1952年）之後，很出色地改編了魯迅那部膾炙人口的《阿Q正傳》（1957年）。除此之外，還應指出袁安和青年導演蔡澤②在這方面的努力。①法譯名《犧牲者》。——譯者。

②兩人姓名均音譯，原名不詳。——譯者。

朱石麟在攝製了各種型別的影片（如場面壯觀的歷史片《清宮秘史》，1950年攝製）之後，從1952年開始，他拍攝了一系列著重描寫這個飛快發展的城市中出現的嚴重的房荒問題（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