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這與加繆的《局外人》有同有異。同樣是對荒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採取的是一切與我無關的態度，是一種高度的冷漠，連母親死了都無動於衷，他始終是一個局外人；王二們則不同，他們是想做局外人而做不得，他們沒有那份可以置身局外的自由，面對荒謬的處境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而無能為力，如同閹牛，只有被閹的份兒。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道面對絕對的荒謬，較真兒只能是自取滅亡。置身於絕對荒謬的大遊戲中，千萬認真不得。既是遊戲，就不能破壞遊戲的規則。王二的處世態度是：“我們不能證明自己無辜，我倒傾向證明自己不無辜。”我對付不了你，我就不如配合你。他和陳清揚對清查、批鬥採取的就是一種配合的態度。讓王二寫交代男女關係的材料，他故意寫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熱衷於看材料的人。性是王二們反抗外部世界的最後據點。王二說：“在我看來，這東西無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身。”既然外部力量對於我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那麼人的慾望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你按你的來，我按我的來。你的荒謬無理可講，我的性慾也無理可講。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的“醜陋”和政治強權的荒謬在程度上足以匹敵。陳清揚曾認為：“真的事要有理由。”這正是她煩惱的原因。荒謬的本質就是無理由可講。最後，她達到了犬儒主義的化境，不再為是不是“破鞋”而煩惱，“挨鬥時她非常熟練，一聽見說到我們，就從書包裡掏出一雙洗得乾乾淨淨用麻繩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掛，等待上臺了。”併為她是挨鬥的“破鞋”裡最漂亮的一個而“覺得無比自豪”。

小說的敘事方式不是要讀者沉浸在當年的氣氛裡，而是透過今天的主觀濾光鏡看當年。中國當年鬥“破鞋”，挨鬥者必定狼狽不堪，羞愧難言；而批鬥者則居高臨下，如同動物園裡看猴子。但在小說中，這一切都反過來了。精神上的優勝者不是批鬥者，而是挨鬥的王二和陳清揚。王二們精神上很優越，態度上很從容；對方則顯得十分委瑣。小說既能在對人物心理的體察上入乎其內，又在價值判斷上出乎其外。這種敘事方法是頗為現代的。

中國的現代派小說，特別是近幾年某些先鋒派小說，閱讀起來十分艱澀。而《黃金時代》不然，處處給人以閱讀的快感。想尋找作品內在含義的讀者自可尋找；但作品的價值首先來自閱讀本身。閱讀本身就使人陶醉，以幽默和智慧給人以全新的感受，簡直不需要再去追尋它的內在含義。作者用一種幽默的光輝燭亮了當年那種無處不在的壓抑，使人的精神世界從悲慘暗淡的歷史陰影中超拔出來，感到一種解放的愉悅。作者有意讓讀者感覺，這不是歷史之“真”，而是歷史的變形。這使人想起一位西方作家的話：“如果我對你說過謊，那是因為我必須向你證明假的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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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恥心文化/丁東（2）

這種敘事方法並非史無前例。但用這種方法來敘述性的主題，就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效果。它既可以寫得很透徹，又不失高格的美學趣味。以前，寫實主義小說面對性幾乎無法迴避一種兩難抉擇：追求高雅不免失去透徹，追求透徹又不免失去高雅。《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被認為是一個成功的範本。但它那種抒情詩式的筆法，並非唯一的恰當選擇。現代人的性感受並不是只有抒情詩的美妙，同時也有痛苦、困惑和焦慮。《黃金時代》的嘗試擴大了以往的視野。它的基調是反諷的、調侃的。但某些細節又不失動人的溫情。比如，寫交代材料，王二怎麼也過不了關。因為看材料的專案人員懷著一種無止境的窺淫心理，根本不可能滿足。但陳清揚卻一下子就過了關。為什麼？因為她將一個女人最真實、最美好、最微妙的性感受寫進了交代材料，讓那幫專案人員一下子感到羞愧難言。這是《黃金時代》中最精彩的細節。讓我們感受到荒蕪之中，自然的人性具有怎樣的威力！

這還引起了一個超越羞恥心的話題。中國以往的絕大多數小說都被籠罩在羞恥心文化的陰影裡。《紅樓夢》裡性描寫很含蓄，淫喪天香樓等場面作家寫了又刪了；《金瓶梅》裡性描寫很放肆，但寫一段就要配一段譴責或說教。這都是羞恥心文化的不同表現。按文字的本意，羞和恥本來都是人體不可缺少的部位，是長期的社會文化使人們形成了一種觀念，賦予這些與性活動相關的部位以負面價值。歷史發展到今天，人類已經意識到要超越這種觀念的桎梏。文學創作中對羞恥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勞倫斯是一種方式，他認為性就是美，他在小說中給性活動以至善至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