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性的性興奮，集體發作的窺春癖，在無性的嚴肅表情方面，實在有一種與性的曲折聯絡。性本身受到壓抑，而在窺測他人隱私、干涉他人自由、剝奪每一種獨立意志的行動中，壓抑了心性本能獲得快感的滿足。

作品中有幾組不同的時空組合，彼此形成對比，在中國北京，歐美大陸城市，在我與氈巴的同Xing愛（多少帶有施虐性質），我與革命一代的情人，與現在妻子或對立、或和諧的Xing愛組合中，作者開拓出一個廣大的描寫領域，而我與×海鷹的關係最明顯地表現出了精神與肉體的敵對關係。她是正面人物，我是被幫教的後進青年，流氓，這種角色的發展終於進入了性的對立狀態：×海鷹等著我去強Jian她以表現出自己經歷嚴刑拷打的精神上的優越感，但我與×海鷹兩個人與這種角色的指派定義實際上不相符，她並不是受虐者，我也不是施虐狂，這樣，兩個人的性關係只能有性而無愛，靈肉分離，肉體上成功而精神上失敗的狀態。這一情境對既往那種無性的革命文學傳播的性意識是一個有力的揭示，即兩性間的肉體行為只屬於敵我雙方、施虐與受虐範圍。既然在一系列小說、電影、英雄傳說中，只有嚴刑拷打才涉及肉體與肉體的接觸，只有日本鬼子、漢奸才強Jian婦女，那麼，性茭便只有一種可能，它聯絡逼供與受刑，施虐與忍從，鬼子與革命者。無論哪一種形式，它唯獨不可能是男女之間的自然交融，意識形態角色的化入把性的自然狀態變成了政治行為的模仿。我與×海鷹是革命時期那種虛構的有害的性意識的犧牲品，而虛構的被政治毒化的性意識，這恰恰是烏托邦現實的一個特徵。

我與姓顏色的女大學生的愛顯示的是一種向自然歸趨，但仍無法融洽的男女之愛，是一個未成年人與成年人有愛而身體無法融洽的另一種靈肉分裂狀態，這包含了生理的成長經驗。這種生理的性體驗與人物在政治上的幻滅感（對小孩來說，是英雄感的幻滅）相融，延伸出情愛關係的不同意義，它是遊戲性的安慰，但又是無可奈何的、不合適的安慰。這一處境實際上是烏托邦政治中人的處境的象徵。政治中的人只是些玩偶，所有的戰爭、光榮、失敗全都是玩偶之間發生的事。它們是那樣不真實，猶如我與姓顏色的大學生的無性之愛。

我對×海鷹不斷交代我過去的“惡行”，這時，敘述常常變成一種童年及其少年心境的回憶，這種回憶本身，又成為觀照革命時代的烏托邦性質的特定敘事視角。在這裡，包含了王小波處理歷史現實內容的獨特方式，他不是模仿，不是再現，而是重構。革命，對於一個嚮往神奇、嚮往創造發明的少年人來說，是一場狂歡節、一個巨大無比的軍事遊戲，他熱情無比地製造彈弓，投石機，參與把自家所在宿舍樓改造成一座鐵蒺藜的軍事行動，這樣，“傷痕文學”中出現的悲劇情調，《楓》一類作品中描寫過的攻樓、應戰、戰鬥在這一視角里全都喪失了莊嚴，暴露出來的是荒謬滑稽，連同死亡也是滑稽的：一丈長的矛槍刺穿了一個人，這景象便是人在地上旋轉，“他就那麼一圈圈地轉著，嘴裡‘呃呢’地叫喚。大夏天的，我覺得冷起來了，心裡愛莫能助地想著：瞧著罷，已經只會發母音，不會發子音了。”由於這種在場又遊離於現場的少年視角，革命本身也被還原了其遊戲性質。它是政治家的虛構，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就是遊戲般的虛構。它讓一些文質彬彬的文科學生穿上自制盔甲如同“王八人立起來”，像中世紀的騎士一般為了國王而進行械鬥。在這些滑稽反諷的意象和比喻中，再度強調了烏托邦的含義，沒有悲劇發生，有的只是遊戲動作？；一切進攻或退守、戰鬥或犧牲，一點意義都沒有。無意義就是這個革命的意義，也可以說它的悲劇不在它所包含的故事和角色，而是在它自身。

革命時期的心理分析/艾曉明（3）

王小波的作品是耐讀的，他作品的表層敘述常常是佯謬的，思想之機鋒隱含在未說出的大量潛臺詞中，它訴之於讀者對幽默感的領受、回味。我覺得，作家突出的才華是在他訓練有素的思辨力和想象力。前者見之於他作品中大量奇思異想的議論，對某個荒謬情境的反覆分析，直至其荒謬性窮形盡相，無所逃遁。例如他所寫到的“磨屁股”、“革命時期對性慾的影響”，關於漂亮所匯出的“很複雜的倫理問題”，“憶苦報告中地主老財的屎橛子”，其中羅列出的邏輯推理及事實演繹過程，常常把革命時期裡常見的生活場景，概念表述的荒謬性推向極致。與此同時，他隨時引入古今中外經典作品的各種文體，名人名言，作為論理、引喻，或以質疑、反詰造成對比。這些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