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不僅給華軍造成了巨大的人員物資損失，也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第4集團軍參謀長盧巍上將回憶：“即使在（爭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第一次戰役中，蘇軍也比日本軍隊頑強，他們在被包圍時仍然堅守陣地，繼續戰鬥”。而胡璉則在私人信件中對他的敵人做了這樣的描繪：“俄國人可不像日本人，他們在戰術上已經被打敗了，可還是不肯逃跑，必須一次一個的把他們殺死在半森林半沼澤地裡”。楊朔銘則告訴她的女秘書李孝賢：俄國士兵寧可在掩體裡自爆也不向華軍投降。在聽過希特勒的評價後，這位女秘書寫道：“我們看到了俄國士兵的堅韌，如果他們指揮的更合理，將和我們勢均力敵。多虧他們沒有那樣的領導能力。”

而在戰鬥過程中，蘇聯紅軍數量眾多的技術裝備同樣令中國人吃驚。“敵軍的裝備一次又一次地使我們震驚”，一箇中官在巡視戰場後驚歎道。而這種震驚尤其體現在坦克上。紅軍的“t－34”坦克、“kv”坦克使中國人在裝甲兵器上的優越受到了一定的打擊，奇形怪狀的蘇聯多炮塔坦克也給華軍以深刻的印象。對此，作為中國坦克技術權威的鐘離衛上將也不得不感嘆：“一個陷入顛狂的民族怎麼可能取得這樣的技術成就。”

蘇聯空軍在交戰中的表現同樣很引人注目（空軍是斯大林很愛用來救急的軍種）。戰役期間，蘇聯紅軍的轟炸機始終都以數十架甚至數百架的規模不間斷的對中國地面目標進行襲擊。襲擊範圍不僅包括華軍前線部隊，也包括縱深的機場和工業目標。按中國方面的統計，在5月2日到6月20日，蘇聯空軍共動用3700個架次對華軍機場進行了1000多次襲擊。雖然說在對中隊的縱深目標的襲擊中。缺少比較成功的戰例。從6月23日起，遭到蘇聯遠端轟炸航空兵襲擊的還有蒙古和哈薩克本土的的一些基地。但多數情況下，蘇軍的空襲由於沒有戰鬥機掩護，加上編隊呆板，在華軍密集的高炮火力和效能先進的“披毛犀”戰鬥機攔截下往往損失巨大。而給華軍造成的實際損害卻非常有限。僅在6月27日一天時間裡，蘇聯空軍在對蒙古的襲擊中就損失了上百架轟炸機。在南方的一次戰鬥中，蘇聯空軍在損失43架轟炸機的情況下，僅憑藉有限的自衛火力擊落了5架中國“金絲燕”戰鬥機。如果考慮到雙方飛機在效能上的差距，應當說蘇聯轟炸機飛行員乾的還不錯。…；

和擊落效能落後、得不到掩護的蘇聯轟炸機相比。中國空軍與蘇聯戰鬥機的戰鬥卻不是那麼輕鬆。雖然大批“伊－15”、“伊－16”戰鬥機在速度、火力、機載裝置上都大大落後於中國戰鬥機，蘇聯飛行員中菜鳥也太多，但在空戰中，少數優秀的蘇聯飛行員仍能夠駕駛這些老式飛機擊落先進的中國飛機。而在遭遇蘇聯新式戰鬥機的情況下，中國空軍受到的挑戰更大。因此，在大量擊落對方戰鬥機的同時，中國的戰鬥機損耗也非常嚴重。以第2航空隊第51戰鬥機聯隊為例。在5月24日。該聯隊有第一流的“披毛犀”戰鬥機160架，從6月2日到6月25日，損失卻有59架。

所有的這一切，都給東方白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雖然這些損失並不能算到他一個人的頭上），現在的他。在壓力下已經臨近崩潰，只希望能夠儘快的結束戰鬥。只要是能加快戰鬥程序的辦法，他都願意試一試。命令剩下的“天狼星”飛彈全部發射，其實就是他精神接近崩潰的表現。在戰役已經接近尾聲的情況下，他把這種劃時代的先進兵器當成了最後的救命稻草。

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早就大力開展了軍用火箭的研究工作。中事當局為了尋求保證華軍在未來的戰爭中能佔有軍事優勢的新式武器。很自然地就將注意力瞄準了火箭武器的研製工作。

中國在這個領域內的工作，是從改進早已發現的固體燃料火箭開始的，經過一次次的改進。增大了它們的威力。另一些科學家則著手試驗使用新式液體燃料的火箭。

1925年，中國科學家在“人和”公司生產的競賽用汽車上試驗了火箭發動機。試驗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中國的科學家們卻雄心勃勃，擴大了火箭發動機在新的領域內的試驗。

中國科學家對火箭技術的研製十分重視。1927年，以施光遠博士為首的一批熱心的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建立了民間的學術組織——著名的中國宇宙航行協會。它立下了“為人類造福”的宗旨。該組織吸引著以王希夷教授為代表的一批火箭專家。他們用簡陋的液體火箭，在北京郊區宇航協會的火箭發射試驗場進行了最初的試驗。他們的研製、試驗受到了各種條件的限制，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