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佈告中宣稱：“沒有鞏固的治安，就談不到安居樂業，我全體軍、官、民，應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軍的力量，而應積極主動地做好治安工作，透過自己的努力，將華北建設成為幸福的樂土”，這一運動的內容是：培養和加強區、鄉、村的自治自衛力量；加強擴大民眾組織；剿滅擾亂治安分子。＇〔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1），朝雲新聞社，1984年版，軋494頁。＇

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部第4科（主管政務）在1941年2月15日製定的《“治安強化運動”買施計劃》中，把“治安強化運動”的工作內容規定如下：

1。擴大、加強和訓練自治自衛組織（剔抉、破壞共產黨組織；訓練行政機關職員；擴大實行保甲制的地區；統一實行戶口調查；擴充及訓練自衛團；進行警備演習，傳達情報：修築道路、城牆、電線杆、壕溝、橋樑等）。

2。擴大、加強民眾組織（合作社的擴充和加強，擴充訓練青、少年團，婦女會，勞工協會等）。

3。治安軍、警備隊等協助上述工作，單獨或與日軍協同進行討伐及示威行軍等。

4。普及宣傳東亞新秩序的觀念及日、滿、華條約內容（透過講演、電影、圖片、宣傳畫、廣播、戲劇小冊子等方式）。

繼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之後，日偽又進行了第二（1941年7～9月）、第三（11～12月）、第四（1942年3～6月）、第五次（1942年10～12月）　“治安強化運動”。

1941年開始，由於日軍推行“肅正建設三年長期計劃”及“治安強化運動”，不斷地、反覆地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軍事“掃蕩”、經濟封鎖、特務破壞活動，有計劃地執行其逐步變“準治安區”為“治安區”、“未治安區”為“準治安區”的策略，也就是對抗日根據地、游擊區“蠶食”的策略，使得共產黨、八路軍處境日益困難，抗日根據地、游擊區被“蠶食”，逐步縮小，而敵佔區日偽統治則相對加強。日軍把1941、1942年看作是其“肅正建設”的全盛時期，其中又以1942年夏秋之際為高潮，對共產黨、八路軍而言，這兩年，尤其是1942年，則是最困難的時期。華北各地連年深重的自然災害，加劇了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困難。

二、華北敵後軍民反“掃蕩”作戰

日軍對付抗日軍民的手段多種多樣，但最核心的還是利用其軍事上的優勢，對抗日根據地軍民進行“掃蕩”。

1941年2月25、26日，日軍華北方面軍召開參謀長會議，傳達1941年度《肅正建設計劃》。這一計劃的基本精神是：鑑於國內外形勢和方面軍的任務，在1941年度，應使作戰和“肅正建設”等項工作更加積極開展。在具體執行時，在時間和地區方面要使重點集中，從而儘快在全中國，首先在華北促進“中國事變”的解決。此計劃特別強調了重點集中和力量統一，內稱“肅正”的重點仍然在於“剿共”，在1941年度徹底進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戰，已經成為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作戰步驟上，考慮到百團大戰後期對中共、八路軍進行的報復“掃蕩”給中共、八路軍一定的打擊，中共、八路軍暫時將處於恢復階段，因此，決定利用派遣軍向方面軍增派第17、第33兩個師的機會，首先儘量以最大的兵力對黃河北岸以中條山為中心的國民黨軍進行作戰，除此之外，主要對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進行殲滅戰。這時，日軍華北方面軍兵力為11個師、12個獨立混成旅，共有30萬人，偽軍有10餘萬人。

根據這一計劃，日軍華北方面軍經過充分準備，於5月7日～27日，以大約10萬人的兵力對中條山的大約18萬國民黨軍進行大規模進攻，將國民黨在中條山的根據地摧毀，國民黨軍殘部除少數仍在黃河以北堅持鬥爭外，多數南渡黃河進入河南。此後，日軍即對中共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大規模“掃蕩”作戰。

八路軍在百團大戰後，對日偽鬥爭策略有所改變。一是由於百團大戰儘管給日軍沉重打擊，但八路軍傷亡也相當大，根據地受到嚴重摧殘，需要恢復。二是就全國範圍而言，國並矛盾在1940年底、1941年初加劇，國民黨強令新四軍撤到黃河以北，而當新四軍軍部由皖南撤出時國民黨又製造“皖南事變”。1940年底開始，八路軍不得不準備應付國民黨反其突發事變。1941年1月6日，彭德懷、左權、羅瑞卿發出《關於目前作戰策略的指示》，認為日軍作戰計劃有三種可能，一是“南進”，二是西進，三是“正面僵待（不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