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話，誤傷了一些朋友和同志。但是我確信，這是他的認識問題，而非蓄意為之。正如《吳晗傳》的作者所說，“他的忠誠，有時使他是非不分，”是“忠誠的人，犯了忠誠的錯誤”。他寫《海瑞罷官》，也是響應號召之作；但終因此“獲罪”，慘遭凌辱，直至家破人亡。中國歷史上最殘忍、最無恥的*，竟加在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為*自由奮鬥一生的學者、戰士身上，真令人髮指，令人痛惜，令人慾哭無淚！

最後，我還想說幾句與主題並非完全無關的話。1978年上半年，我在《人民日報》上連續看到一位學者的文章，講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思想建設問題，分析“四人幫”的思想危害，如何撥亂反正，等等，說得頭頭是道，發人深省。從此我記住這位先生的名字。後來因想寫點東西紀念吳晗先生，我重新翻閱1965年年末至1966年上半年批判吳晗先生的文章，發現那位學者有好幾篇皇皇鉅著，對《海瑞罷官》和吳先生其他著述大加撻伐，其立論之偏頗，用詞之尖刻，絲毫不遜於梁效、羅思鼎之流。這使我大吃一驚，難道學者是可以憑藉自己的知識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顛倒是非，隨意褒貶的嗎？後來一想，當時有當時的氣候條件，有一向崇拜的偉人號召，自覺不自覺地跟風或者不敢不跟著風向轉的人是不難理解的，這是時代的悲劇，不能苛責於一般人吧？但教訓總應該吸取。如果那些寫過錯誤批判文章的人，特別是那些有學問的、很有辯才的人，自己現身說法，講講當時的思想和今天的認識，一定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我把這個意見告訴我的朋友，也是那位先生的同事嚴四光同志，他答應轉述我的意見。不久反饋回來說：那位先生聽了之後，一疊聲地說：“我的那些文章有錯誤，有錯誤。”此外就別無下文。也就是說，寫文章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想做的了。我當然無權強迫別人接受我的意見。但我奇怪，談談過去的錯誤，對自己和別人都大有裨益的事，怎麼就這麼難呢？回想起來，整整十年，有多少疾言厲色，無限上綱，捕風捉影，乃至無中生有去誣陷別人的事情發生過，怎麼不見有人寫反省文章；還有那些打死正直的校長的娃娃，如今都該有五六十歲了吧，怎麼就沒有一個人公開出來講講自己的無知、盲動，乃至粗暴殘忍的惡行，並且忠實地暴露一下自己當時的思想呢？要知道絕不會有人追究他們的責任，但把潛伏在人心靈深處的醜惡或原罪曝曝光，曬曬太陽，對我們這一代人及下一代都是很好的教育呀！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些曾經痛批好人和曾經嚴重傷害好人者的自白，哪怕只有三五篇也好。

張樂群　紀念吳晗同志（1）

吳晗同志提倡剛直不阿的海瑞精神，寫了《海瑞罷官》一劇，“四人幫”一夥為策動反革命陰謀，拿他開刀，遂致死難。這件震動全國的大冤案，如今得到昭雪。文化教育工作者連聲稱快。吳晗同志做了一個先鋒戰士應該做的事，雖然慘遭家破人亡，也享有昭雪後的稱譽和光榮，歷史往往如此。在懷念吳晗同志的時候，作為吳晗同志的學生，聯絡一些往事，我覺得吳晗同志的治學態度和追求進步的精神，是最值得我們後輩學習的。

1942年在昆明西南聯大，我走進吳晗同志的課堂，從此我們就熟識了。吳晗同志講課，簡潔生動，才氣橫溢。他上課只講一半時間，其餘時間和幾個學生共同討論，師生各抒己見。我常去他家，一間小小的破樓，大堆大堆的古書，他一身破舊的灰布長袍，正是那時一個清貧教授的典型風度。我們談話所及的多是“國家大事”。那時學校*運動開始復甦，學生是主力，領導運動的是地下黨。一批進步教授出現了，開始衝破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教育窒息的氣氛。聞一多先生講《離騷》，朱自清先生講文學史，張奚若先生講西洋政治思想史，課堂內外都是從學術研究來配合*。在這些進步教授所發的、我所聽到過的“牢騷”中，比較年輕的吳晗同志的議論是最明確而突出的。例如，他講明代錦衣衛和東、西廠的特務恐怖統治、明代官吏的貪汙，完全酷似蔣家王朝，聽了十分痛快，尤其突出的是：他大講明代的奴隸、農民、工匠，講李自成領導的農民戰爭，抨擊朱明政權的腐朽。農民和農民革命戰爭這樣的問題，當時一般的歷史學家，講到這裡時多是一筆帶過或者閉口不談的，而吳晗同志則大講特講，課堂上講了，還寫成文章。如《論晚明“流寇”》一文，歌頌農民革命，就是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的。吳晗同志的治學觀點已從愛國*的正義立場，逐漸進到人民革命的立場了。

吳晗同志是從故紙堆中鑽出來的。他原名吳春晗，是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