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部中也建立這種制度。”

“今天我們透過了在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建立幾千個政治部的決定。由於大片國土淪陷及勞動力上前線，農業擔負了保證軍隊和全國糧食供應的艱鉅任務。”

把所有能夠設想的最高職務集於一身的人幾乎每一天都是這樣度過的。戰爭進一步確立了他絕對獨裁者的地位。

鐵道人民委員伊？弗？科瓦廖夫這樣寫道：“我記得。有一次讓我去克里姆林宮開會，當時我是軍運局長。我一看，來的人有鐵路幹部、軍人，還有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參加會的還有卡岡諾維奇和貝利亞，貝利亞有一段時期負責運輸工作。斯大林進來了。大家都站起身來。他開門見山地說：國防委員會決定成立運輸委員會。我建議選舉斯大林同志擔任委員會主席……他自己是這麼說的。這次會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記住了這次會上的一句話：‘運輸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前方的事情掌握在運輸手裡。請大家記住：不執行國防委員會的指令就送交軍事法庭。’他的嗓門不高，說話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髮麻……”

“戰爭期間。我有幾十次、甚至是幾百次向最高統帥報告向前線的某個地區傳送了多少列車。關於個別列車（裝運特別重要的物資）的情況，我有時按斯大林的指示，每兩小時向他報告一次。有一次，我‘丟失’了一趟列車。我說，列車在某個站上……可是站上沒有這趟列車……斯大林大發雷霆：‘將軍，你要是找不到這趟列車，就降為列兵，派你上前線！’我知道這個威脅不是說說而已。莫斯克溫少將就曾被斯大林下令革職，降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線。”

“波斯克烈貝舍夫見我面色煞白，又補充了一句：‘小心點。別自討苦吃。主人正在火氣頭上……’”

“我去向斯大林彙報的時候，在他那裡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我當時暗自思量，這些人只能礙事。他們從來也不提什麼問題。只是坐著聽我報告，不時記下點東西。斯大林卻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電話，簽署檔案，把波斯克烈貝舍夫叫來，讓他去做什麼事情……而他們卻一直坐著。一會兒看看斯大林，一會兒看看進來的人……我見到這種情景總有幾十次……看來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場。也許是為了執行可能交辦的任務。也許是為了有個歷史的見證人……卡岡諾維奇通常是不在場的：他一天要工作18個小時。又是罵人，又是高聲吼叫，又是威脅。卡岡諾維奇既不憐惜自己，也不憐惜別人。不過，我沒有見過他像其餘三個人那樣。在斯大林那兒坐著。斯大林打電話的時候，我發現他常常是三言兩語就掛上電話。他自己說話很簡練，要求報告人也簡短明瞭。向他彙報要確鑿，不能只說個大概齊；他會馬上陰鬱地壓低了聲音說：‘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幹什麼的？’”

“每次我到斯大林那兒去都提心吊膽。總是碰上不知該怎樣回答的問題。他老是乾巴巴的，讓人望而生畏。他從來不說‘您好’，只是輕輕地點點頭。彙報完了，沒有問題就趕快走，這才鬆了一口氣。越快走越好！波斯克烈貝舍夫也老是這樣囑咐我。我發現，斯大林以他的權力、記憶力和智慧彷彿使每個人都感到壓抑、誠惶誠恐……到他那兒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實際價值更渺小……”…；

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貫穿到了整個蘇聯國家機器當中。儘管是在戰爭時期，也只有為數極少的人膽敢同他爭論。維護自己的觀點。他確實用自己的權力壓制了所有的人。幸好戰爭時期在斯大林身邊有一些傑出的將領，他們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為斯大林所採納並得到他讚許的種種建議。

如果拿出戰爭爆發後的頭半年中的任何一天來看一下最高統帥的工作時間，那麼他在辦公室裡、在辦公桌旁一天要度過16至18小時。不過，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樣乾的。很大一部分時間用於軍事問題。而波斯克烈貝舍夫居然還能找到“空檔”，使斯大林不僅接見了負責國家事務的具體部門的各個政治局委員。而且接見了人民委員、設計師，甚至是大工廠的廠長。斯大林並不是很快就適應了最高統帥的角色的。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裡。他常常糾纏在一些名符其實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槍的分配問題，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溝發出指示，審查新聞局的訊息稿。例如，大本營發給空軍的一份檔案送到譯電科，在那裡被擱置了8小時15分鐘。斯大林得知後，下令立即草擬一份國防人民委員的命令，宣佈對伊萬諾夫上校和克拉斯諾夫上尉加以懲處，他們倆被開除出總參謀部。斯大林在簽署這份命令時，還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