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金石書畫頗有研究，知其偽。命人偽刻印璽十方。時人有畫蛇添足之譏，實則徽宗有淡化傳國璽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最後司馬安說道：“宋哲宗所得傳國玉璽本為偽制，後為金人奪去，再流落蒙元，傳至林丹汗，多爾袞又從林丹汗手中奪得，獻予皇太極，皇太極視為至寶，乃改國號金為清。殊不知所得玉璽不過蔡京等奸臣偽造而已，實在可笑。”

邵華說道：“此次馮新發現玉璽是在洛水北岸，正是李從珂抱璽**的玄武樓附近，且裝玉璽的鐵匣子有大焚燒過的痕跡。這與史載相符。如今應命馬都督派兵儘快將玉璽護送回來，再找幾個金石名家及眾位大臣一同觀鑑，以確定其真偽。”

司馬安談談地加了一句：“臣料想這次發現的玉璽定為始皇帝所制的傳國玉璽，我王繼承始皇帝法統。天命所歸，是以始皇帝玉璽出世，恭喜秦王。賀喜秦王。”

“慢著，慢著，各位大臣先別忙著賀喜，此事須謹慎，先不要大肆宣揚，還是先鑑定真偽再說吧。”

秦牧的顧慮很有道理，本來沒有傳國玉璽，大家都不去想這事，但發現了傳國玉璽最後卻被證實是假的話，不免讓人聯想到秦牧得位的合法性；

甚至別人會笑話這是他自己偽造出來糊弄人的，如果真是這樣，不免有曹丕在傳國璽上刻字的心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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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馮新找到馬永貞的都衙，說是有重寶奉獻，馬永貞正為落陽戰事憂心，哪有心思看什麼寶物，隨口就讓親兵去打發馮新。

馮新按自己母親所言，說明要獻的是皇帝用的御印後，馬永貞這才讓人把馮新帶進衙。

馬永貞自己也認不得篆書，根本不知玉印上刻的是什麼字，但玉印上五龍交錯，栩栩如生，他不敢怠慢，便請洛陽城中一個老儒來鑑定，那老儒一見玉璽，驚呼神物，一口斷定這是傳國玉璽。

馬永貞自己也驚得目瞪口呆，連忙調重兵守衛都衙，並將馮新母子接到都衙來住，命軍醫為馮新的母親治病。

同時急急傳信秦牧。另一方面，命身在虎牢關的朱一錦立即回洛陽，以五百精銳騎兵護送傳國璽回武昌。

朱一錦以三層錦連同被焚燒過的鐵匣子一同包起，帶著五百騎兵自洛陽出發，過伊闕關，經新野，走襄陽，披星戴月一路飛馳趕回武昌。

秦牧對此事異常重視，特命呂大器、路振飛、司馬安、楊廷麟、武炎武、艾南英、羅萬藻、宋應星、宋獻策、郭都賢等人趕回武昌迎璽，另外還請吳洪裕等八位民間有名的收藏家及金石家一同參予鑑定真偽。

傳國玉璽上的文字是秦朝宰相李斯所書，收藏家負責對比玉璽上的字與李斯的小篆是否相符。金石家負責鑑定玉璽的質地及鐫刻的年代。

司馬安等大臣則要根據正史記載，對比這枚玉璽尺寸、玉色、以及各種特徵與史料記載是否相符。

秦牧雖然有意降低此事的熱度，但還是很快傳得人盡皆知，特別是武昌城中，雲集了各地趕來趕考的讀書人，以及來參加八股論壇的大儒，街巷市井、酒樓茶肆之中，一時爭相哄傳，弄人民情鼎沸。

傳國玉璽不是一般的東西，它有著強大的象徵意義，是正統皇權的象徵，只有得到傳國玉璽的皇帝，世人才認為他是受命於天，否則就是自封的“白板皇帝”。

而秦牧是始皇帝后裔，宣稱繼承始皇帝法統，若是這枚傳國玉璽是真的，那麼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秦牧繼承始皇帝法統真是天命所歸。

武昌城裡，對此事的討論，甚至為讓秦牧的東征之戰，以及八股文的爭論都黯然失色，所有人關心的都是傳國玉璽的真偽。

經過司馬安、路振飛、呂大器等人，及八名民間收藏家、金石大家計二十人鑑定，認為玉璽上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篆書與李斯留傳的其它書法一至，系出同一人之手；

玉璽有一角損壞，以金鑲嵌，與史載王莽逼孝元太后王政君交玉璽，孝元太后怒擲玉璽損壞一角相符；

玉璽大小四寸見方，玉色正青，篆文刻工，皆非近世所為，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肩部刻有“大魏受漢傳國璽”七個隸字，刻工出自三國時期。右側另刻有“天命石氏”四字，刻工亦為兩晉之風。

且玉璽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能明瞭。經二十人再三鑑定，認定這枚玉璽正是始皇帝所制傳國璽。

路振飛、楊廷麟、艾南英、羅萬藻、顧炎武等人素以秉性耿直，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