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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其分寸著實不好拿捏。
所以他今天確實是懷請求教的心思,希望在經筵上,聽聽各派思想精英的辯論,好根據各家之言,梳理、整合出一個切合當下實際情況的治國思想體系來。
秦牧對著眾人說道:“朕自登極以來,日夜憂思者,治國之道也!明之亡,已證明朱程理學,不足以為治國之根本之道,朕欲求治國之道,以安天下之民,諸位賢能可有良法進獻?”
王夫之立即說道:“陛下,治國之道,當寬以養民,嚴以治吏。”
他的話總是這麼簡短,但有力。
這句話中,表面上避開了儒、道、法之爭,但究其根本,所謂的寬以養民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嚴以治吏,用的就是法家的法治思想。
秦牧接著問道:“王學士可否為朕詳論一番?”
“陛下,縱觀歷朝之亡,追根溯源皆因民不聊生所至。而民生之困苦多為貪官法吏之壓榨。掠奪所至。是以臣以為,治國之道,應秉行寬以養民,嚴以治吏之策;
君主對待民眾,應廢除嚴法,重德教,輕刑罰,以寬緩之政養息民生。欲養民,則關鍵在於嚴以治吏,唯有吏治嚴明。官吏不敢枉法,民眾生活才能安寧,社會秩序方能井然。”
王夫之這種治國思想,大概是因為看到了明朝後期政治**,法紀蕩然,文人士大夫公然結黨營私,抨擊朝政,攻奸異己,左右朝局。認為自己佔據道德制高點後就無法無天,使整個社會陷於重重矛盾之中,所以他才產生“嚴於治吏”的想法。
而這種思想,恰恰是弱化了儒家的作用。
治民用道家。治吏用法家,分而治之,這其中並沒有特別強調儒家的作用。
這當然會引得強烈的反駁,劉宗周當即說道:“陛下。孔聖有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亦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陛下,治國之道在於治吏,此誠然不假,然君主若以嚴刑酷法待臣下,臣下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何以令其忠心侍君牧民?
且明太祖立國之初,以嚴型酷法治吏,官吏貪汙獲贓六十兩以上者,處以梟首示眾之刑,甚至剝皮實草。刑法之烈,前所未聞,然收效甚微”
“黃編修此言差矣!”王夫之立即強力反駁道,“洪武期間,官吏守令畏法,潔己愛民,河清海晏,百姓樂業。時民間有歌: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
又以廣東為例,時廣東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多數以廉吏著稱。如,海豐縣丞召翊‘開創縣,勤勞為最,且廉。’
東莞縣令盧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離任時,不接受百姓贈送的財務,只接受贈詩。其有詩抒志:不貪自古為人寶,今日官貧詩滿囊。十有九年居縣邑,幸無一失掛心腸。凡此種種,皆足以說明,洪武整飭吏治後的官場氣象,黃學士何以視而不見?”
“黃學士所言,何嘗不是以偏蓋全,君不見洪武年間,每日大臣上朝,告別妻子皆如生離死別,誰也不知早晨上朝,晚上是否還能回家。
如此嚴苛治吏,厲氣彌宇。固然,能起到不小的震懾之效。然有識之士,誰還願入朝為官,忠心侍君,恩牧百姓?
君不見,洪武為建文留下的都是些何樣的輔臣,燕王一反,舉朝上下,能任事者幾人?若君不失仁德,能臣良將乃在,燕王安敢起兵焉?”
“然明末吏治敗壞,終至亡國,君豈又不見乎?洪武嚴以治吏並無錯處,大臣上朝戰戰兢兢,非為治吏之嚴也,實因洪武寡恩,行兔死狗烹之事也,豈能混為一談?
治國即為治吏,吏治清明,則國泰民安;吏治敗壞,則國破家亡,此乃亙古不變之理也!”
黃道周太過激動,口若懸河,一氣呵成,顯然沒注意自己犯忌諱了,他的話中出現了“牧”字,這可是大不敬之罪。
當時柳如是就悄悄地看了他一眼,秦牧卻裝著沒聽到,他不想在這個時候以此罪人,打斷大家的議論。
王夫之是個君子,也並不以此來攻擊黃道周,而是更凌厲地反駁。
到底應該“使臣以禮”,還是“嚴以治吏”,為這個問題,經筵上又是一番唇槍舌劍,激烈爭論,加入者眾矣!
其間秦牧很少說話。
君不密,失其國。
作為君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