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組合”。當寶島光復後，其由寶島人接收、改組，並更名為“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也就是“臺北十信”。

自1957年起，臺北十信理事主席均由國泰集團的蔡萬春家族擔任，禍根就此埋下了。

早在1960年，由於蔡萬春大量投資土地，臺北十信陷入資金流動困難的危機。

不過，臺北十信想出了一個好點子渡過難關，即發起了“一元開戶”運動，在短短數月之內，其存款便突破了新臺幣一億元，一躍成為全寶島七十五家信用合作社當中規模最大與營業量最多的單位。

1979年，蔡萬春中風退休，產業交由長子蔡辰男、次子蔡辰洲掌管。

蔡辰洲非常善於鑽營，其透過蕭政之介紹，拜得王昇為義父。

出身政工的王昇，可謂權傾一時，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手下人員來自國_安局、外交部、新聞局、文工會等單位，勢力伸入警總、國_安局、調查局，更有“王昇接班”說法開始傳出。引得小蔣先生忌憚，在1983年將其流放至巴拉圭。

由此可見，蔡辰洲借了多大的勢，其在1982年以高票當選“增額立法委員”，與劉松藩、王金平、洪玉欽、謝生富、李宗仁、李友吉、林聯輝、蔡勝邦、吳梓、蕭瑞徵等“立法委員”，組成了“十三兄弟”派系。

他們這幫人以香格里拉大飯店17樓俱樂部為活動大本營，經常宴請財經官員，而且向官方遊說“合作社的理事和監事可以無限制連選連任”，以及“信託公司可承辦銀行業務”等。

同時，蔡辰洲和他父親一樣，也將臺北十信的大量資金投入房地產事業。

這個套路類似於香江那邊發生危機的銀行業一樣，銀行的控制者把銀行當成了錢袋子，為了私人利益，把錢投入諸如地產這類利潤更高的行業，結果把金庫掏空了，只不過裡面摻雜了更復雜的官_商勾結。

1983年初，臺北十信不良放款的危機就已經顯露出來了，可寶島官方僅是給予警告，派員進駐輔導，並未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而實際上，臺北十信放款總額已經達到了存款總額的102％，相當於企業的資不抵債了。

當這個涉及100億新臺幣的經濟犯罪事件擺到寶島公眾面前後，寶島從上到下頓時集體失語了，那裡還有什麼閒心去八卦鄧儷珺的事情。

幾乎像旋風一樣，臺北十信各分社開始遭遇嚴重擠兌，數千存款戶一生的積蓄血本無歸，嚴重傷害了寶島投資人的信心。

事實上，在寶島經濟高速發展的光環下，臺北十信的瘋狂放貸在現階段並非特例，華僑信託、國泰信託、亞洲信託、第一信託等等金融機構，同樣也是因為類似的問題岌岌可危、處於隨時崩潰的邊緣。

不難想象，小蔣先生的震驚和憤怒，達到了何種程度，當即下令嚴查。包括“經濟部長”陸潤康、“財政部長”徐立德、黨秘書長蔣彥士、黨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關中等等一系列大員丟了烏紗帽。

至於始作俑者蔡辰洲，則因利用人頭貸款、串通其部屬或假冒他人名義貸款等等違反《票據法》的刑事責任被捕，累計刑期達到670年。

蔡辰洲對此早有預料，有記者拍攝到，在被拘捕前，他便將自己豢養的七隻大丹狗悉數放生，顯然是做好了入獄的準備。

這一系列動盪，折騰得寶島上下雞飛狗跳，唐煥除了冷眼旁觀之外，同時也向哪裡的一些人脈傳遞訊息，“空出了那麼多的位置，可以往上爬了。同時寶島經濟領域必然重新整頓秩序，可以挑著一些目標下手了。”

……

本來唐煥只想靜等寶島局勢發生變化，可上上下下的一幫人實在不開眼，總是拿鄧儷珺來說事，他只好

至於始作俑者蔡辰洲，則因利用人頭貸款、串通其部屬或假冒他人名義貸款等等違反《票據法》的刑事責任被捕，累計刑期達到670年。

蔡辰洲對此早有預料，有記者拍攝到，在被拘捕前，他便將自己豢養的七隻大丹狗悉數放生，顯然是做好了入獄的準備。

這一系列動盪，折騰得寶島上下雞飛狗跳，唐煥除了冷眼旁觀之外，同時也向哪裡的一些人脈傳遞訊息，“空出了那麼多的位置，可以往上爬了。同時寶島經濟領域必然重新整頓秩序，可以挑著一些目標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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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唐煥只想靜等寶島局勢發生變化，可上上下下的一幫人實在不開眼，總是拿鄧儷珺來說事，他只好（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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