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責是‘奉詔條察州’，非條所問即不省，劃定刺使、監察許可權，不得逾越。所謂詔條凡六：即一條：強宗豪右，出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眾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情，喜則淫貪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恬榮勢，請託為監；六條：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今【見‘前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等六條。

試觀此六條所定，即為專察太守，六條以外不舉。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條範圍，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黃綬’（黃綬秩在二千石下）。蓋太守屬官選罷之權既率操諸太守，其功過賢愚，既有‘功曹’、‘督郵’等為之考績，則屬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辭其咎。如西漢宣帝時，涿郡太守即以查舉不實貶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監察太守，而無干預地方政治之弊。

且刺史無定治所。官署所至，隨遇而安。蓋株守一隅既易受矇蔽，且與郡太守私人間接觸過密，亦難免發生個人恩怨。而流於舉刺不實也。刺史不時巡行以聽取民意；每歲復於秋分時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訴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專為監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彈幼或褒奏即可決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監察使必須三人聯署始發生效力也。

故漢之刺權至重矣。然官階則志卑，秩不過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專以彈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為事，則其行使職權時之兢兢業業，亦可想見，如是則庶不致有刺舉不實之處。蓋位卑則不濫行其權，職重則可專行其政也。【引顧亭林‘日知錄’語】。正即以其官階低，而職在專打老虎不捕蒼蠅，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復可啟發犧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責。以故漢代中央對地方官吏之考績，率一聽刺史之報告以為斷。

其外中央朝廷復不時派遣大員巡行郡國，訪問民間疾苦，以補刺史之不足。是為漢代之地方監察制度。（四）人權人格與人民參政

吾人研究漢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創制之完備與用意之深遠矣。然猶不特此也。制度之優良固可補人事之不足，然漢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則，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則尤有足多者。西漢中興今主孝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見‘前漢書。元帝本紀’】。三者並用，換言之，即厲行法治，而不傷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調和法治，故漢代政風至為純正。漢武帝時董仲書輩即首倡以經術飾吏事。至宣帝時懲武帝之嚴酷，政重寬和。故漢宣帝時之政治風氣，尤為高雅清正。官場陋習甚微。

後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間，但有法定的關係。在上者恆恃法以繩下；在下者至多亦不過守法免過而已，彼此之間，無精神上的聯絡。以故居高位者每至運用其政治地位，辭嚴色厲，奴役屬僚；居下者亦易流於敷衍公事以取悅長官為能事，而恬不以為恥；甚或承奉長官顏色，用招恩寵。即有賢者，亦難免失其敬業樂群之心腸。但求無過而已，不能發揮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宮吏上下之關係，如非劃若鴻溝，即侵幸阿黨。流風所至，清正之士每視從政為畏途，而戒懼斂足。如此則國家行政場合遂為宵小徵逐之鄉矣。

而漢制則不然。漢法雖嚴，然官吏上下之間的關係則一以‘禮’為紀綱。上下之間除有法定的關係之外，復以‘禮’維繫之。長官屬僚，職分主屬，而禮同賓主。長官以師長態度以遇僚屬。而屬僚之與長官則行師弟子禮，上下以揖讓相處，無後世之官僚惡習。故以一代大智大賢，無傷於屈為小吏。雖處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試觀即漢代丞相府屬官之與丞相，亦僅行師弟子禮，白錄不拜。丞相有事於屬僚，亦稱‘請’，而不日‘召’。屬吏有過，司監察者據以報丞相，丞相親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屬實。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絕無傷於個人人格之尊嚴。務使被控者內心感愧。散發其良心。而冀其知恥也。蓋雖為大聖大賢，不能無過，如偶一不慎遂受難堪之侮辱，則氣節之士，將視補吏為畏途而不肖者則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為恥矣。

丞相府猶且如此，則郡太守縣令長更無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禮聘當地俊彥為郡吏。如西漢孫寶為京兆尹，徵名士侯文為吏不應，寶乃遇之以賓禮，與之為布衣交，時人美之。故漢代太守之徵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趨士’，因之側身官府者多引以為榮，非同在下者之‘慕勢’也。故一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