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歲。我曾以此事面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也沒有否認，只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美公使了，未用過‘洪憲’年號呢。

哥大校長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大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想聘請的顧問，要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這一點卻把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家郅玉汝教授弄糊塗掉了。在郅兄看來，要研究制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成功的英美學習嘛。為什麼向把憲政弄得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學’，而是實際的‘政治鬥爭’了。

不學美國。改學法國

筆者在前章裡就曾提過，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嘛。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裡，乃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那時實行內閣制最先進的兩個國家，就只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和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用的藍本，不應再用。則革命黨人今日所要學習的就只有個法國式的‘共和立憲’了，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所要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於臺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

再者，那時能向國外聘請憲法專家的權在總統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採用總統制，後改內閣制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於一夜之間草擬出來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長，後雖升任農林總長，他和法制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關係，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在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上採取的是低姿態，僱一員外國專家的小事，不在他的傷腦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國大學教員中延聘其精通憲政法例，並專熟法蘭西共和憲法者一員，充任政府法律顧問，並襄辦憲法編定事宜’的安排【見同上影印合約原件】。

不幸古顧問應聘還未到職，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這種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則非來自象牙之塔裡的美國書呆子古德諾，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諾其人其事

古德諾出生於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年五十四歲，這時在哥大教書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內，目不窺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案前書（那時的哥大校園還是紐約郊區，晨邊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個靜修治學的聖地，與今日的嘈雜，迥若霄壤。），古某是個不折不扣的滿腹詩書、胸無城府的夫子，拿了兩萬五千銀元（無稅的年薪），當時的美金一萬三千六百元，其購買力約合今日三十萬美元有奇，加上高車駟馬，婢僕保鑣，真是飛向枝頭作鳳凰，文章有價。他自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若論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歷史家秉筆書之，都可說是第一流的。

古德諾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是三年合約。但是他實際在華服務，卻分成兩段。古氏夫婦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晉見袁總統。然古氏在華全時服務未及一年，便雙喜臨門。美國的約翰霍浦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來聘書，聘為校長。經商請北京同意，古氏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職。其在華顧問事務，則由卡氏基金會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遙領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於七月中二度蒞華，為時六週。因此古氏在華全時服務，不過一年半載。不幸的是，這一年半載，卻是中國試行共和政體的關鍵時刻。以古某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他底片言隻字，對中國政治所發生的影窨，都是無法估計的了。

總統制的辯護士

上節已言之，古氏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時，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緊鑼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討袁；袁亦調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更不幸的是，古德諾正是生長於美國南北戰爭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將美作華，他就站在北方林肯總統的一邊，而視南方所發動的二次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