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黨人，皆有窩裡反，胡、柏二人雖心有不服，還是遵令去職。李烈鈞因在江西掌握較穩，被撤職心有不甘，乃潛滬與中山密商之後，又潛返江西湖口，約集心腹同志，及武漢避難黨人，密謀起義抗袁；舉棋未定，李純已受命為九江鎮守使，率軍步步進逼。李烈鈞不甘示弱，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鳴炮，公開起義討袁，打響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槍。

【筆者附註，這第二次革命和民國開國後的第一次內戰，便帶有嚴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色彩。我國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種‘迴避’的制度。如漢制便規定，本郡人不能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這就是現代政治學上的所謂‘制衡制’，是很科學的。此制斷斷續續地實行，兩千餘年末嘗廢。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撫的傳統制度。所以再有清兩百餘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後，再未發生藩鎮割據的現象。民國成立之後，首先就把這一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民初各省都督幾乎全是本省人。這就開啟了本省軍閥盤據本省的惡例了。國民黨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們鬧窩裡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廣東，那時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將：胡漢民和陳炯明都是廣東人。二人不和，弄得兩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鈞掌握得比較嚴密，窩裡反問題不大，所以他敢於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為著革命的利益，顯然沒有他們抗拒‘北軍’（客軍）心情的嚴重。其時遠在雲南的蔡鍔（蔡為湖南人而任雲南部督），對此日益滋長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雖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時他卻助袁，通電痛斥李烈鈞‘以前行為，本難寬忍’。（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雲南蔡鍔豔電’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四。此電在原書中誤印為一九一五年）。此一區域主義，後來竟濫觴于軍閥時期。至臺灣而變本加厲，可悲也。】

這時憤恨袁氏專權，或僅為不滿現狀，欲為自身另找出路的國民黨的中下級軍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義旗一舉，各地也紛紛響應。民黨的老巢在江西、廣東、安徽、上海，固無論矣。縱在較北的徐州駐軍之內，也不乏反袁義士。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並沒有它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國軍，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底戰鬥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老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驅市民為戰’。不但戰鬥力有限，而軍紀之敗壞，亦不下於‘北軍’。加以彈械糧餉皆缺，又師出無名，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製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二週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軍起義，然由於蘇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烈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作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帥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勝利之望？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後，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為師’，去搞獨裁專制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鬥爭之後，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麼歷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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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要做獨裁黨魁　袁氏先做終身總統

發生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二次革命’，時不旋踵，便全軍盡墨，一敗塗地。它的過程為時雖短（未出兩月），卻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話怎說呢？原來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廢除帝制，建立民國，而這個民國的建制卻是以美國模式作標準的。不幸這個‘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注意：不是‘破產’，後節再漸次加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