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了些極其有限的‘軍餉’，買了些陳舊槍炮，便驅策這些烏合之眾上前線、作戰賣命。而孫黃兩人又都是文人。孫逸仙個學貫中西的洋翰林；黃克強則是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沒有臨陣經驗。那些桀驁不馴的會黨分子，也不一定聽他們的指揮。率領他們去‘起義’，正如古人所說，‘驅市人為戰’。對方的清軍雖說不上是什麼勁旅，但至少是職業性的正規軍。兩相砍殺，則勝敗之數，就毋待蓍龜了。所以同盟會諸子，在羅掘俱窮，運動會黨，發動七次起義，都一無斬獲的沮喪心情之下，最後不顧一切，乾脆捨棄會黨，就自己赤膊上陣了。

最先丟掉筆桿，拿起手槍炸彈，去和滿族王公拚命的高階幹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稱的才子汪精衛了。汪精衛其時年方二十七，由於‘民報’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滿天下，連北京的深宮內院繼慈禧、光緒（一九○八年死亡）執政的后妃，亦無人不如、無人不曉。

汪原在南洋一帶隨孫黃二公辦雜務，然自覺同盟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非自己捨身作烈士別無他策，乃留下血書不辭而別，由傾慕他的女友陳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為陳璧君自報，實數猶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倫、黃復生等數人輾轉潛入北京，詐開‘守真照相館’，謀剌攝政王載灃。小才子怎能作職業剌客呢？事機不密，汪黃二人就被破獲逮捕了。

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訊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竟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豐採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硃筆，再三嘆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凌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灃、善耆這些‘韃虜’貴族，顢頇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後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兇狠毒辣，實有足多者。治史者紀錄善惡，可不慎哉？！

汪精衛那時年輕衝動，激於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潮。其實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餘，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後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後叢葬於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　’（實數是八十六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顢頇。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憑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可是起義十餘次之後，才知藉華僑之錢匪易，憑會黨之勇尤難。絕望之餘，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幹，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材，卻被當作衝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菁英斲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全國暴動已蓄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當國內革命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孫中山先生在做些什麼呢？香港那時不許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禮貌的擋駕。中山活動的地區，只限於南洋。後來南洋荷屬、法屬、英屬諸殖民地，為著向清廷討價，對他亦不表歡迎，弄得中山無處存身。以致在民國前二、三年間（一九一○—一九一一）他連繞地球二匝。全部時間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尋覓有錢有勢之歐美人士，同時也想加強他在美加一帶同盟會的基層組織，為計畫中的‘起義’而籌餉。

中山對歐美當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國。他在一九○五年夏應中國留歐學生之請，路過巴黎時，被湯薌銘等所竊走的檔案之中，便有一封法國當局把他介紹給安南總督的信件。法國駐安南的殖民地官員，當時窺伺中國之不暇，何厚於孫文？顯然的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想利用孫文的；而孫文飢不擇食也想利用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