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和對行會、手工業以及前工業社會的保護性規章的初次挑戰，手頭的事情已經夠多的了。一位歷史學家曾經描述為“一場產生1830年起義大爆發的地方性內戰以及一批直接引起的叛亂”的情況，意味著政治家們一般既無精力，也無願望去進行可能會削弱自己政權的國外衝突。

與此有關的是，確實發生了許多軍事行動，其起因正是為了保護現存的社會政治秩序，使其免遭革命的威脅。例如，1823年奧地利軍隊在皮埃蒙特粉碎了反抗，同年法國的軍事力量進入西班牙，以恢復斐迪南國王原來的權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1848年使用俄國軍隊鎮壓匈牙利的革命。如果這些反動措施在英國輿論中愈來愈不受歡迎，那麼這個國家的島國特性意味著它也不會為了解救自由力量使之不受鎮壓而進行干預。至於歐洲內部的領土變動，它也只有在大國“協作體”的一致同意以後才能作出，其中有的可能需要用這種或那種方式來補償。因此，在1815—1865年期間，那時大部分微妙的政治問題（比利時、希臘）國際化了，也討厭單方面的行動，這不同於這個時期以前的拿破崙時代，也不同於以後的俾斯麥時代。這一切就給現在的國家制度提供了一種基本的、即使是靠不住的穩定。

在1815年以後的幾十年，普魯士的國際地位顯然受了這些總的政治和社會形勢的影響。雖然因取得了萊茵蘭而大大地擴大了領土，這個霍亨索倫國家這時似乎遠不如腓特烈大帝時期那樣引人注目。只是在19世紀50和60年代，在普魯士的國土上終於出現了比歐洲任何地方都要迅猛的經濟發展。對比之下，這個國家在19世紀的前半期似乎是一個工業方面的侏儒。它每年5萬噸的鐵產量，不但被英、法、俄3國超過，而且也少於哈布斯堡帝國。此外，萊茵蘭的取得，不但在地理上分裂了普魯士，並且在較“自由的”西部諸省與較“封建的”東部諸省之間加劇了政治分裂。在此時期的大部分時間中，國內的緊張形勢在政治中最為突出。雖然反動勢力通常佔了上風，但它們對1810—1819年的改革趨勢感到震驚，也被1848—1849年的革命弄得驚慌失措。甚至當軍方重新把一個非常粗俗的政權強加給人民時，對國內不安定的擔心使普魯士的上層不願去考慮對外政策方面的冒險活動；相反，保守分子感到，他們需要儘量緊密地與歐洲其他地方（特別是俄國，甚至還有奧地利）的穩定勢力合為一體。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8）

普魯士國內的政治爭端因關於“德意志問題”的爭論，即關於39個德意志邦最終聯合的可能性以及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的爭論，而更加複雜化了。因為這個爭論的問題，不但可以預料會把普魯士具有自由和民族主義思想的資產階級從大部分保守分子中分離出來，而且它還涉及與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諸邦的微妙的談判，而最重要的是，它又恢復了與哈布斯堡帝國從1814年就薩克森問題的激烈爭吵以來的敵對行動。雖然普魯士是從19世紀30年代起發展起來的日益重要的德意志關稅同盟的無可爭辯的領袖（奧地利因受本國工業家的保護主義壓力，未參加該同盟），但在這幾十年中，政治優勢一般掌握在維也納手中。首先，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對與哈布斯堡帝國衝突後果的擔心，更甚於梅特涅及其繼任者施瓦岑堡對與其北方鄰國衝突的後果的擔心。此外，奧地利主持了法蘭克福的德意志邦聯會議，它獲得了許多較小的德意志邦的同情，更不用說普魯士的舊保守分子的同情了；它看來是一個無可爭辯的歐洲大國，而普魯士不過是一個德意志大國。維也納具有更大影響的最值得注意的跡象出現在1850年的厄爾米茨協定上，它暫時結束了它們對德意志問題優勢的爭奪，當時普魯士同意遣散其軍隊和放棄它自己的統一計劃。腓特烈·威廉四世認為，一個外交上的屈辱比一場在1848年革命以後不久的冒風險的戰爭更為可取，甚至像俾斯麥那樣的一些民族主義者，雖然對在奧地利的要求面前後退深感刺痛，但也感到在“爭霸德意志的鬥爭”最終解決之前，不妨少有作為。

使腓特烈·威廉在厄爾米茨屈服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俄國的沙皇支援奧地利在“德意志問題”上的方案。從1812年直至1871年的整個時期，柏林盡力避免激怒這個東方軍事巨人。思想意識和力量上的原因當然有助於為這種奉承的態度進行辯解，但它們卻不能完全掩蓋普魯士的繼續存在的自卑感。俄國在1814年維也納會議上獲得了大部分波蘭，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