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缺乏最起碼的信用分析，最終違背了公眾利益。管制者要求國會議員對這些行為提出批評。當這些貸款和投資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末顯現出來後，導致數百家儲蓄和貸款機構倒閉（見圖對銀行破產的詳細說明）。1989年，即將上任的布什政府認識到了危機的嚴重性，並且成功地發起了《金融機構改革、恢復和強制實施法》。這一法案提議向儲蓄保險基金提供再融資，建立一個新的管制體制以防止任何問題復發。

反托拉斯

在與推動放松管制相同因素的推動下，1968—1983年間的競爭政策經歷了知識上和行政上的變革。1967年，當唐納德·特納（Donald　Turner）出任司法部反托拉斯分局負責人的時候，經濟學分析開始在反托拉斯訴訟的鼓動和訴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特納召集了許多傑出的經濟學家為政府出謀劃策，隨著1973年經濟政策局的成立，這種活動被制度化了。在聯邦貿易委員會，經濟學分析受競爭局（Office　of　petition）的支援也採用了一些經濟學家使用的產業案例的研究方法。經濟學分析為許多大型組織的訴訟提供了基本原理，比如IBM公司案（1969）、AT&T公司案（1974）以及方便食品製造商的“份額壟斷”案（1972）；當時的政治學也推動了1984年對8個最大的石油公司提起的4起大型訴訟。

其實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審理這些案子之前，反托拉斯理論就已經逐漸被“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所支配，他們對產業集中本身並沒有異議，認為不管企業的規模有多大，反托拉斯行動的唯一目標應該是鼓勵競爭。來自市場導向的對政府幹預的批評早在1974年以前就已經很清晰了，而且在里根總統對托拉斯發出最後通牒之前，知名的政府經濟學家和律師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