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想像的能力。自童年起，詞語對他來說就是實現某種目標的手段。他所有的學術著作，包括類語詞典，都是為了傳播有實用價值的科學知識”。

渴求秩序的羅熱換過好多次工作。1802年，他陪兩個堂弟去歐洲旅遊。羅熱發現巴黎異常髒亂，但他敬佩拿破崙的軍隊行進時整齊的步伐。後來在曼徹斯特皇家醫院做醫生時，他幫助這個到處都是工廠、疾病肆虐的城市啟用了公共衛生規程。曼徹斯特的髒亂讓羅熱難以忍受，晚上他就埋頭編寫類語清單，40多年後這些清單終於彙整合了《類語詞典》一書。

羅熱想編的並不是一部同義詞詞典（他認為根本沒有同義詞，每個詞都有自己獨特的含義），《類語詞典》以抽象的概念為綱，其中1000個詞條的每一個都會讓讀者一個個地看下去，從“確定性”延伸到“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又延伸到“推理”和“詭辯”。這本詞典在1852年一面世就在英國風行一時，兩年後在美國出現了刪改本。羅熱於90歲去世之前仍在修訂和更新該書，整整一個世紀，他的後人把這本書做成了家族事業。自1852年起，《羅熱類語詞典》刪減了10個概念，但增加了幾十萬個新詞。

閱讀的生物基礎與社會意義

瑪麗安？伍爾芙在她研究閱讀生理學的《普魯斯特和魷魚》一書中說，閱讀行為不是自然而然的，人類到比較晚近的時候才開始閱讀，所以尚未進化出專門適於閱讀的基因。大腦要將原本為完成辨認出扁豆秧上的束帶蛇等任務而進化出來的神經迴路重新定位之後，我們才能閱讀。

《紐約客》的文章解釋說：“《普魯斯特和魷魚》這一書名錶明作者研究閱讀使用的是神經生物學方法。細胞越大科學家拿來做實驗時越容易，有些魷魚的視覺神經細胞比哺乳動物的神經元厚100倍，能有10厘米長，是生物學家們最喜歡用的。關於閱讀人文的一面，伍爾芙選擇了論述過閱讀的普魯斯特。”

伍爾芙考察了閱讀的歷史。從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美索不達米亞人在黏土上刻記號來記錄牲畜等物品的數量。她說，一旦黏土上簡單的記號不是被理解為亂畫的痕跡而是代表10頭羊之類的意義時，人就得讓大腦更多的區域活動起來。公元前4000年埃及等地出現了圖形文字，那時的讀者必須記住數百個符號代表什麼。到公元前750年，發生了一場重大突破，古希臘人發明了只有24個字母的書寫系統，古希臘字母表是第一個每一個字母都對應口語裡一個主要音素的字母表，知道一個詞的讀音就能將它拼寫出來，看到每一個詞都能讀出來。兒童在3年左右的時間內就能夠學會讀、寫希臘語，比現在的孩子學英語要快一些。文字易於學習，文學就民主化了，普通人也能掌握讀寫能力。誦讀困難也就是這時候開始出現的，因為有人無法把字母和聲音匹配起來。很多文字學家認為，這種字母的發明大大提高了人腦的抽象思維能力。

掃描顯示，兒童在開始閱讀時，要比成人使用更多的大腦區域，左右腦的廣大區域都要動員起來。當兒童的神經細胞對識別字母更專門、更高效時，動員起來的區域就會變小，將只限於左腦。也就是說，效率高的閱讀者能省下更多時間和腦力，因此能夠更多地將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整合到他的閱讀體驗中去。

閱讀時大腦要創造新的神經迴路，把用於觀看的部分和用於聆聽的部分連線起來，這樣大腦的主人才能意識到紙上的符號代表著聲音。有些大腦幹不成這件事，或幹得不夠好，他們的主人以前被認為是傻子，但現在我們知道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天才。患有誦讀困難症的名人包括達？芬奇、愛因斯坦、畢加索、愛迪生和貝爾。

研究發現，默讀電視新聞、廣告和科學節目的文稿的人比觀看電視節目本身的人能記住和回想起更多資訊。觀眾要感到舒適自在才會觀看節目，不然就會換臺。這導致不同意見之間很難談判。“你鄙視某本雜誌的價值原則，仍可以津津有味地讀它，但如果電視節目出現這種情況你就看不下去。在這種條件下，我們不願意把時間花在我們不同意的觀點上。自我懷疑就變得不太可能了，實際上對一切東西的質疑都將更為稀少。把兩個書面記錄擺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發現不一致之處。對文字來說，甚至能很容易地辨別每一份資訊的權威程度的差別，比如讀者對《紐約時報》的信任程度可能會因每一個句子而異。比較兩個影片報道就比較麻煩了，在被要求從電視上兩個互相沖突的報道中加以選擇時，觀眾要麼依靠直覺，要麼依靠他在觀看之前相信的東西。經常看書的人比不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