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隊就與敵頑作戰超過200次，也〃用最大的努力，激烈的戰鬥，在江南戰場來執行保衛武漢的戰鬥，來配合武漢周圍的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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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武漢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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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是會戰期間一處十分有名的地點，在戰後不少人士關於那段歷史的回憶錄中常常提及。

1937年1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對外正式名稱是第18集團軍駐武漢辦事處。

辦事處的職能部門包括總務、經理、文書、運輸各科，有一個班的兵力專門負責辦事處的日常保衛執勤，此外還有一個招待所，臨時接待途徑武漢的我黨幹部和一些黨外友好人士、進步青年等。

辦事處設立在漢口長春街上，現已成為一處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項英、博古、董必武等組織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長江局辦公地點也在辦事處。因此，這裡既是我黨當時在國統區一個合法存在的、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聯絡中心，是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總部在國統區的總辦事機關，也是我黨一個重要的區域性指揮機關。

當時，華中、東南、華南、西南各處地下黨的負責人和幹部紛紛前來辦事處，向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彙報、聯絡和請示工作，與此同時，延安派往南方工作的我黨高階幹部，許多也曾在此停留，其中包括張雲逸、張愛萍、張國華等。此外還有南來北往的我黨同志，不少也透過在辦事處辦理必要手續後再離開。

武漢辦事處另外一項重要任務是為八路軍、新四軍籌措、轉運物資。敵後抗戰條件十分艱苦，槍支、彈藥、藥品、通訊器材等作戰物資尤其匱乏，加之日頑的封鎖掃蕩，某種程度上，這些軍需物資關係到我敵後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儘管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根據國共合作協議下撥一些，但基於限制我抗日力量發展壯大的圖謀，在數量和型別上都十分有限，為此，辦事處在領取和分發下撥的物資軍餉之外，還要根據我抗日軍民所急需，頂住壓力、各方籌措、四處組織。

之所以在後來抗戰期間參加革命的我黨老同志關於會戰的一些回憶錄中常常會提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當時正是透過與辦事處接觸、瞭解甚至介紹，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某種意義上，辦事處成為他們光明人生大道上的一個起點或重要轉折點，而終身難忘。

會戰期間的武漢彙集了大批青年和學生，來自各地，其中以淪陷區如京滬、平津、東北、華北等處背井離鄉而來居多，其中不少人親身經歷國破家亡，矢志報國，但一路顛簸苦於無門。我黨十分重視吸收進步學生和青年參加革命隊伍，根據中央的指示，著名的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院校都在國統區開始了招生點，辦公地點也都設在辦事處內，並由長江局和辦事處工作人員代為招生、考察和辦理相關手續。

肩負此項重任之後，辦事處成為了進步青年學生川流來往的聚散中心。據曾擔任辦事處處長的錢之光同志的回憶文章，在辦事處的統一組織和協調下，〃大批工人、學生和其他人員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線，當時常以集體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為一批，人多時也有上百人為一批〃，〃他們動身前都在辦事處指定地點集中，發給軍服及零用錢，再送上火車〃，新鮮血液就這樣源源不斷流入我敵後根據地，並很快散佈到各個抗敵戰場。

除了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民眾之外，辦事處還精心組織、周密安排為我敵後根據地安全輸送了一批積極要求投身抗日第一線的中外文化人士和技術專家，其中包括在建國後為我國機械工業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貢獻的沈鴻以及、醫療專家何穆、文藝創作家陳學昭、光未然，以及著名的臺灣愛國詩人邱逢甲的兒子邱琮等。眾所周知的國際友人白求恩、柯棣華、埃德加。斯諾、著名攝影家伊文思等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也都是經由武漢辦事處先後抵達延安或我敵後根據地的。

此外，辦事處還積極參加了當時在武漢舉行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包括集會、遊行、演講、典禮、歌詠會、追悼會、公祭、慰問活動、宣傳週活動、募捐活動等等。在當時舉行的聲勢浩大的〃七。七〃獻金活動中，中共中央長江局和辦事處廣大幹部、戰士始終站在活動的前列，在自身經濟條件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傾己所有，積極參加捐獻。在活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