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我駁不倒，就答應了。後來，我又打電話去推辭，仍然推不掉，說是宣傳部的意思，當時的宣傳部部長正是張春橋。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難，似乎有些害怕。當時說好文章裡不提《不夜城》編劇人柯靈的名字。文章寫好交給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我就動身赴京做去河內的準備了。上飛機的前夕我還和蕭珊同去柯靈家，向他說明：我寫了批評《不夜城》的文章，但並未提編劇人的名字。此外，我什麼也沒有講，因為我相當狼狽，講不出道歉的話，可是心裡卻有歉意。三個多月後我從越南迴來，知道我的文章早已發表，《不夜城》已經定為“大毒草”，張春橋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對柯靈感到歉意，而且不願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標題我至今還說不清楚。同時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實，因為另一位被指定寫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這樣他反倒脫身了。

這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我靠邊的時候，在批鬥會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