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美洲之家”文學獎載入拉美年鑑。

由此可見，古巴已邁進一個新時代，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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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美國既談又鬥（1）

由於卡斯特羅在外交上積極開創新局面，使古巴在國際上的地位發生了新變化。

進入70年代以來，卡斯特羅放棄了以前對拉美革命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接受了蘇聯和一些拉美共產黨關於拉美走向社會主義的“非遊擊中心”道路，由六十年代積極以人力和物力支援拉美革命的做法變為主要是道義上的支援，先後與拉美十幾個國家恢復了外交和外貿關係，改變了古巴與西半球國家隔絕的狀態。

這時，美國發生了著名的“水門事件”，這注定了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倒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些部門開始尋找擺脫庇護古巴流亡分子的辦法。與此同時，反卡斯特羅組織內部也發生了分裂，甚至相互傾軋，他們襲擊美國的建築物，完全改變了原來反卡斯特羅的目的。由此可見，因國際形勢發生的變化，出現了有利於古巴發展的新格局。

在美國，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均認為美國對古巴政策不符合時代潮流，是失敗的。早在1973年7月間，共和黨人向尼克松政府提交了一份“與古巴緩和”的報告，並建議考慮與卡斯特羅關係正常化。另外，參議員約翰·斯皮克曼、威廉·弗布萊特和一些有名的企業家，都對由於封鎖而禁止與第三國進行貿易表示反對。

此時，卡斯特羅成了美國國會議員、特派記者和有影響人物包圍的物件，他們希望他透露有關與美國談判的內容和條件，但他始終沒有正面回答這些問題。不過，當有人說古巴缺乏人權時，他強調說人權在古巴得到更大保護，因為有著優越的社會性。在有人問到古巴###的數量時，他回答說約有3000名，但1961年入侵豬灣前幾天的人數是15000名。

由於美國國內主張與古巴修好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美國政府決定首先解決10年懸而未決的問題，即劫持飛機和與非法移民有關的加勒比船隻運輸問題。經過談判，於1973年2月兩國達成“空中和海上強盜行徑”的聯防協議，這為開闢古美外交關係邁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對於此前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羅日後說：“開始他們盜竊飛機、直升機，向每個駕機逃離古巴的我們空軍駕駛員獎勵10萬美元。……有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邪惡的發明失控了，美國自食其果……於是，由於各種原因，有政治性的，也有普通罪犯或精神失常者，他們劫持飛機，飛到古巴。”

除此之外，卡斯特羅認為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需要在談判中解決，如關塔那摩海軍基地問題、突擊隊、間諜的滲透和封鎖問題，以及美國在大陸推行的政策問題等。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古美關係將很難改善，正如他對此指出說：“即使越南停了戰，拉美問題依然如故。問題不在於炫耀對其他國家、甚至一個軍政權的代表權，而是一個原則問題。只要美國在地區濫用干涉和顛覆權，我們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改善……”

與此同時，在美洲國家組織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上，有12個國家投票反對對古巴封鎖，而智利、巴拉圭、烏拉圭3國贊成，6個國家棄權，包括巴西。這樣，古巴不再是個被孤立的國家。

1974年6月，在這個充滿迷人風光的初夏時節，古美關係進一步向緩和的方向發展，這是在長期的冷戰風雨中露出的一道明媚的陽光。這時，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請羅伯特·肯尼迪的原新聞助理、記者弗蘭克·曼基威茨帶口信給卡斯特羅，這個口信就是建議兩國進行對話。隨同曼基威茨一起採訪卡斯特羅的還有記者柯比·瓊斯和紀錄片製作人索爾·蘭多。卡斯特羅表示願意和美國對話。

同年10月，美國記者曼基威茨再次來到哈瓦那，給卡斯特羅帶來了美國政府的書面“緩和”資訊，其中說雖然古美製度不同，在大部分重要對外政策上有分歧，但沒有理由長期敵視。建議透過中間人進行秘密談判。卡斯特羅接受了這個建議。

1975年1月，經過充分準備，美國派出基辛格辦公室主任勞倫斯·依格爾伯戈、國務代理溫斯頓·洛德作為談判代表，而卡斯特羅派出剛調到外交部的“紅鬍子”的情報官拉蒙·桑切斯·帕羅迪和外交部副部長何塞·比埃拉·利納雷斯作為古巴談判代表，在紐約的拉瓜爾迪亞機場舉行第一次談判，但僅半小時便結束了談判。

在談判中，美方代表依格爾伯戈向古巴代表提交一份備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