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名字”。（本段引言都是奏摺原文）

這就是博爾多的交待。既不交待清楚到底收了哪些人的禮，收了多少禮，甚至也沒有一點對收禮的自責，更沒有一點認錯的意思。這樣的交待自然是不能讓雍正滿意的。範時繹向雍正報告情況時說：博爾多身為高官，不能潔己正身，做全省官員的表率，收了蒲臺縣的規禮，現在事情敗露，還以到任時間不長、在衙門裡的時間少、與屬下官員不熟悉、事情已經記不得了等為藉口，想含糊其辭矇混過關，對此審案官員本想用刑讓他老實的，可是正在盤問的時候，博爾多大概是心理壓力太大，突然“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不能回供”，現在是先給他治病，等病好了之後再審。

博爾多最後有沒有老實招供我們不太清楚，至於黃炳和餘甸，十二月二十日下達了處理意見：黃炳判斬監候，餘甸判絞監候，秋後處決——也就是兩人都被判了死刑，只等來年秋天執行。至於原來收的禮，自然也要全部吐出來，都著落他們家屬賠補。〔1〕

二　送禮簿的內容（1）

雍正六年的這起案件，從一個普通的州縣虧空案，演變為一個驚動中央、許多人被革職、有數位省部級官員被判死刑的大案，其轉折點是一份送禮簿的出現。這份送禮簿，揭開了一個官場的大秘密。這份在山東一個偏僻縣份縣衙的暗淡燈光下記下的，又被送到金壁輝煌的北京紫禁城皇帝案頭上的珍貴材料，已經隨著歷史時光的流逝而遺失了，我們無從看到其真面目，也無從知道當年的蒲臺知縣朱成元出於什麼目的、以怎樣的心情在26年的時間裡不間斷地記下他送禮的物件、名目和數額。從後來雍正的聖旨中，我們知道他送禮的物件是他的各級上司，從知府、道臺，到按察使、布政使、巡撫。但是具體的記錄，比如以什麼理由送禮、每次送多少銀子等等就無從知曉了。這是讓人遺憾的。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當時人的議論中窺測那長達273頁的送禮簿的具體內容。瞭解這份送禮簿的具體內容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它將告訴我們做為清代的一個基層官員——知縣，他需要給他的上級領導們送什麼禮、送多少禮，送這些禮對於整個官場和吏治有什麼影響。

那麼，清代的基層官員要向上司送什麼禮？送禮的標準怎麼樣呢？

順治、康熙時代的吏科給事中林起龍曾經解釋過當一個基層官員的難處，其中之一是“奉上官之累”。林起龍說，一個州縣官員到任之後，“參謁上司，則備見面禮；凡遇年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升轉去任，則備別禮”。（《皇清奏議》卷七）林起龍這段話中說到了五種禮：見面禮、節禮、賀禮、謝禮、別禮。這五種禮是明清官場極普遍的送禮名目，我們來看看它們的內涵，以及送禮的標準。

（一）“見面禮”、“別禮”

所謂“見面禮”，是說上司剛剛到任，下屬官員（“屬員”）要前往參拜，見個面，認識一下，見面要送禮，所以叫“見面禮”，也叫“贄禮”或“贄見禮”，或是稱“上任禮”或“到任規禮”。上司到任屬員第一次參拜要送禮，在中國歷史上至少在元代就已經盛行，當時叫“拜見錢”。（葉子奇《草葉子？雜俎篇》）　這個“禮”，明清兩代都是存在的。州縣官員要向上司送“見面禮”，衙役在州縣官員剛剛上任時也要送“見面禮”。與“上任禮”相對應的是“離任禮”，即林起龍所說的“別禮”，它在上司升遷、調動離任時送。有些上司是代理（署理）某個職務，比如某省巡撫暫時不在任而由布政使代理其職務，那也要送禮，叫作“署印禮”。

“見面禮”的標準怎麼樣呢？

據康熙五十六年（1717）兩江總督長鼐的報告，他於該年出任此職，六月十九日抵達南京，接任之後，二十二日，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蘇按察使、江安糧道、驛鹽道、常鎮（常州、鎮江）道，徽州、江寧（南京）、揚州、鎮江、松江（上海）等府知府前來參見，並送銀120兩到500兩不等，總共有3800兩。長鼐說，按已經送來的銀子，和還沒有送來的下屬各司、道、府官員數目估算，禮銀大概有一萬多兩。（康熙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兩江總督長鼐奏摺）這就是說，在康熙後期，一個兩江總督，他一到任上就可以收到“見面禮”一萬多兩銀子，折算成現在的人民幣，有400多萬元。

清代的兩江總督管轄較廣，“兩江”指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包括現在江蘇、上海、安徽的範圍。兩江總督所轄屬官，有4個布政使、3個按察使，15個道臺、29個知府、40個同知、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