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費。“規禮”的等級高一點，用“禮”來稱呼顯得尊敬一點；而“費”則等級低一點，不是那麼好聽。用“規禮”還是用“雜費”，這裡面是有區分身份等級的深刻用意的，中國人的“聰明”往往體現在這種遣詞用字的細微差別上。

仔細體會“陋規”的兩種含義，可以發現它們其實是有關聯的：“潛規則”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規禮”、“規費”。因為這些“規禮”、“規費”是不合國家正式規定的，所以必須以非正式的制度——“潛規則”來加以約定，形成一定的慣例之後，交易雙方有了一定的規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時間久了，就成了一種不是規則的規則、不是制度的制度。這樣看來，把“陋規”的“規”解釋為“規禮”、“規費”，似乎更能體現佛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智慧。規則，其實質不就是利益分配機制嗎？規則本來是對權利、義務的規定，但對於陋規來說，下級只有向上級及隨從人員饋送“規禮”、“雜費”的義務，而沒有相應的權利，所以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則”，而僅僅是一種怎樣分配“福利”的機制。

陋規是清代官場“隱性福利”的主要表現形式，但“隱性福利”不止於陋規，比如上述故事中劉墉所享有的“隱性福利”就不屬於陋規。

三　“一定也要做官”

2007年1月22日《民主與法制時報》報道，因受賄而被判刑的安徽林業廳原廳長唐懷民，在其任安徽濉溪縣縣委書記的1995年夏天，曾與記者談起他的“唐百萬”的綽號，唐懷民說：“我也知道有群眾私底下叫我‘唐百萬’。到了我這位置，想不成百萬都沒辦法。”他舉了個例子：逢年過節，下面幹部來我家，我總不能把他攆出去吧？來看我他總不能空著手吧？這麼多鄉鎮、單位，一年10萬20萬也沒什麼奇怪的。

唐懷民在縣委書記任上成了“唐百萬”，按照他的說法，光是“逢年過節”下面幹部到他家裡送禮，一年10萬20萬是沒什麼好奇怪的。“逢年過節”送禮算不算貪汙受賄？這要看什麼情況。假如是為了買官什麼的而借“逢年過節”的時機送重禮那應該屬於貪汙受賄，但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聯絡感情”，恐怕就不容易認定為貪汙受賄了。一個縣委書記一年光是下屬幹部“逢年過節”送禮就能成為“唐百萬”，可見縣委書記的“隱性福利”是很多的，某些腐敗分子有來源不明的鉅額財產就不奇怪，其中以“逢年過節”送禮的形式的收入應該是一部分。由於送禮的人太多，書記們大概也記不得到底誰送了、送了多少，這就成了來源不明的財產，而積少成多，其數額又很巨大，到了某一天被查處的時候，就成了法院判決書中的“鉅額財產來源不明”。

據統計，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國行政區劃中共有縣級建制2860個，鄉級建制41040個。（見行政區劃網）平均下來，一個縣分管個鄉鎮。縣委書記是縣裡的“一把手”，他的態度會影響鄉鎮幹部的任免。假定一個鄉鎮的正副書記、正副鄉長（鎮長）平均是7個，那麼全縣就有100個。假如這些鄉鎮幹部每次逢年過節只是給縣委書記送瓶好酒、送條好煙，一年可能有幾次，總共花費只有1000元，那麼一個縣委書記一年所得就有10萬元。這還只是唐懷民所說的“這麼多鄉鎮、單位”中的鄉鎮，還沒有算上全縣所屬的單位，也沒有算上縣委書記自己住院、子女上大學、父母過生日等時節的送禮。由此可知，唐懷民說“到了我這位置，想不成百萬都沒辦法”基本上是符合常理的。

唐書記想不成“唐百萬”都沒辦法。這對於他個人來說，有這麼多的“隱性福利”，已經超過法定工資，自然可以“工資基本不用”。現在的縣委書記在一百年前是縣令的角色，在大清帝國，一個縣令一年得個一二千兩銀子的“隱性福利”是不難的，而他們的工資（薪俸）不過是幾十兩銀子，加上幾百兩的養廉銀，也遠遠比不上能得的“隱性福利”多；至於當時總督、巡撫之類的省級高官，他們的“隱性福利”更是以萬兩銀子計，更是遠遠超過他們能得的薪俸和養廉銀。

在18世紀初，廣東巡撫的“節禮”（即一年四節——端午、中秋、春節三個傳統節日和官員本人生日所收受的禮金），超過了10萬兩銀子。（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廣東巡撫法海奏摺）兩江總督則表示，如果他願意收，一年四節的“節禮”還不止10萬兩銀子。（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兩江總督查弼納奏摺）那個時代的10萬兩銀子，折算成現在的人民幣，相當於3000多萬元。這就是說，一年光是收禮就成千萬富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