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得越來越重要了。我們之前不斷重複錯誤，正是因為我們缺乏根本的探尋精神，只想找到外服的“靈丹妙藥”來解決所有問題，卻忘記了所有的變革因素都要從自身內生長出來，才會真正富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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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創造力（1）

1995年，我成為北京大學微電子專業的23名學生之一。這是當時最熱門的專業之一，電子領域正成為國家競爭間的關鍵領域。年輕人對大學專業的選擇，是這個國家經濟變革的風向標。在90年代最初的幾年，對外貿易最受歡迎，那正是鄧小平南巡不久，鬆動的經濟、社會秩序帶來無數可乘之機。只要你與對外貿易沾邊，就可能享受到封閉的中國市場和外部世界之間的巨大的價格上的落差，中國的財富正在按照不那麼透明的規則重新分配。在某種程度，對外貿易專業對於18歲的青年和他們的家長而言，意味著體面的不勞而獲。

1995年之後，計算機與管理學變得炙手可熱。世界的風尚已經改變，網際網路革命使很多人相信，他們在面臨一場幾百年難遇的新機會。在這場角逐中，落後的國家可以跨越過不必要的階段，而直接進入與發達國家相同的起跑線；而對於個人而言，美國那些過份年輕的百萬富翁的軌跡炫目得令所有人心馳神往……

在我大學三年級時，擴招是中國大學教育中的最新因素。突然之間，大學之門開闊了，年輕人迫不及待地湧進來。“高等教育產業化”在所有的教育會議上被談論，招生數字多少像是40年前水稻的畝產量。自從上大學以來，我就看到北大被各種數字包圍，在三角地的櫥窗裡，我們看到了這一屆有17個省狀元成為了我們的同學；學校每年有多少論文發表，被權威雜誌引用；北大方正的年產值達到了多少（我一度懷疑，北大的全部驕傲是這個企業，可能它比《新青年》還重要）；在“211”工程中，大學又獲得了多少億的資金支援；有多少個科學院院士生活在學校裡，又有多少個重點研究基礎在此建立……總之，教育的目的與使命被避而不談，“科教興國”變成了這座以思想著稱的大學的教育基調。

在我畢業之後，中國神話以各種版本出現在世界各種語言的媒體上。其中最為流行的一種是，中國不僅以市場龐大、勞動力便宜而驚人，她也正在科學與技術上獲得領先。其中一條重要依據是，中國正在培養科技領域最龐大的人材儲備，耶魯大學的校長理查德·萊文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這些中國學生的數量和創造力都令人欽佩。

印度加入了中國的行列，使得這種讚歎與擔憂顯得更加可信。美國政府與新聞機構都加入了這股潮流，布什在國情諮文裡大談中國與印度對美國的科技領先的挑戰，這兩個國家對於美國的領導造成了“不確定性”，他提出了“美國人力競爭力計劃”，發展理科和數學教育之外，美國政府還將投入1360億美元於科學研究。而通俗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則在書裡乾脆表示準備將他的孩子送到印度與中國接受教育。跨國公司則在口頭上紛紛表示將研發中心轉移到這兩個國家。

但真實的情況是，過去10年中，中印兩國在美國專利數的申請增長速度驚人，但也不過是從70項增加到1300項，而美國人的這個數字是20萬，在被過度談論的外包議題中，美國1000萬個與計算機相關的工作崗位，只有2％轉移到國外。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如果1995級的微電子專業的23名學生可以被視作中國高等教育與科技發展的一個縮影的話，它預示的前景並不樂觀。班裡成績最好的同學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卻對於繼續技術探索沒有絲毫興趣；班裡的最聰明的幾個學生分別在矽谷和新加坡從事產品開發，和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一樣，技術專業給予他們飯碗，而不是好奇心和熱情的滿足。在4年的短暫的命運交錯之後，剩下的大部分學生則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並非苛求每個班級裡都應該有對應的才俊之士，但在4年的經驗裡，我的確知道，學校裡沒有追求科學的熱情，所有學習都帶有鮮明的機會主義色彩。年輕人缺乏內在的熱忱，而更多的是對於外界變化環境的響應。所有的中國人在少年與青年時代都學會了各種變通之策，他們的生存智慧足以使他們在西方世界獲取生存技巧，甚至過上不錯的生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這都難以使得他們具有真正創造力，這需要的是不懈的熱忱和內心的激情，而這一點正是中國教育最為缺乏、從不鼓勵的。在中國的科學界，不斷傳出的新訊息則是，被視作未來電子領域的領導人的年輕學者的創新最終被證明是購買了美國晶片，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