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淦一針見血地說：“時局的關鍵不在西南，而在東南。”

東南也就是馮國璋。4月1日，馮國璋致電袁世凱，勸他早作退計。一切變化得太快了。北洋派已經出現了裂痕，他的老部下已經出現反叛的跡象。分裂的原因，並不是北洋派反對帝制，而是他們反對袁世凱從清室手中奪取了皇位。段祺瑞甚至公然照搬當年袁氏“優待清室”的那一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北洋派擬就的對袁氏“優待條件”送給袁世凱審閱。其中包括：一、往事不追；二、公權不褫奪；三、私產不沒收；四、住居自由；五、全國人民予以適當之優禮；六、民國政府每年給以歲費10萬元。

大局全盤瓦解。袁世凱已徹底絕望了，他的健康也隨之“全盤瓦解”，沉痾暴發，政躬違和，乃至一病不起。6月6日，袁世凱在打過強心針後，氣息奄奄，強支病體，對徐世昌、段祺瑞等幾位顧命大臣說了一句：“他害了我……”這個“他”是誰，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袁氏到死也沒有醒悟到，歷史把一個做華盛頓的機會給了他，可是他自己沒有好好把握，只會做王莽、曹操，與人何尤？一世梟雄，最後在眾叛親離、舟中敵國的悽慘境況下，憂憤而死。曇花一現的北洋實業，是南方人所發動最大規模的經濟北伐——洋務新政的遺產。即使在袁世凱時代，北洋實業仍然操縱在來自東南財閥手裡。事大如天死亦休。袁世凱做了83天皇帝之後，一死了之。北洋歷史，亦從此揭開新的一頁。

提起北洋集團，人們會馬上聯想起一群耀武揚威的軍閥。無疑，軍事集團是北洋的軸心和靈魂，但非唯一成分。它的勢力伸展到財政經濟部門，如果沒有財政的支援，為官僚集團補液輸血，它們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人們常說，在腐敗政府和列強的壓迫下，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不可能成長起來。然而，事實上當時中國雖然政局風雨飄搖，國家內外交困，政府也像一部生了鏽的老機器，但在城市紳商的不懈努力下，大部分官營企業，依然逐步以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形式，向完全商辦轉化。政治上的原因並沒有能夠改變這個過渡方向。反過來說，工業化的完成，最終將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產生骨牌式的連鎖反應。

北洋實業的發端，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務新政”（亦稱洋務運動、自強運動）。洋務新政是由節制浙蘇皖贛四省軍務的曾國藩（湖南人），淮軍首領、當過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安徽人），兩江總督的左宗棠（湖南人），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南人），兩江總督沈葆楨（福建人），兩廣總督林則徐（福建人），湖廣總督張之洞（雖是河北人，但長期在南方任職，當過兩廣總督），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丁日昌（廣東人），駐英公使郭嵩燾（湖南人）這樣一批有東南部背景的官僚所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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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節：大國的迷失（51）

清康熙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集中在粵、閩、浙、江四個海關。後來乾隆封閉閩、浙、江三個海關，僅保留粵海關“一口通商”。粵人與海外各大商行來往密切，搞洋務時間最長，經驗豐富，輕車熟路。朝廷要了解西方國家，也往往依靠南方官員的奏報和南方人所撰寫的書籍，林則徐更被後世史家譽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外貿重心，由廣東移到上海，當時在上海從事外貿的買辦、通事，乃至跟班、僕役等人，幾乎清一色是老廣班底。李鴻章創辦上海招商局，在裡面主持大局的，也全是珠江三角洲的買辦商人。

中國的近代工業，從軍火生產起步。曾國藩組建湘軍後，即在長沙、南昌等地設立製造鳥槍、抬槍、劈山炮及彈藥的局所，後來又在安慶設立“內軍械所”，專門研製洋槍、洋炮和輪船。可惜人才奇缺，原料不足，搞了半天，成績乏善可陳，不得不和李鴻章的金陵機器局合併了。然而，中國近代工業的第一波浪潮，就從這裡開始，由南向北，席捲而來了。

儘管那次新政沒有取得預期成果，但這一時期創辦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建船政局、廣東機器局等一系列機器製造局，為現代工業播下了種子。採礦、冶煉、鐵路、輪船、電報、銀行……一時比肩並起，盍興乎來。

清末民初，與洋務新政一脈相承的北洋實業，實際上仍然掌握在一批來自東部和南部的人物手裡。

北洋歷屆政府執掌農商（工商、實業）總長的王正廷（浙江）、劉揆一（湖南）、張謇（江蘇）、金邦平（安徽）、張國淦（湖北）、李盛鐸（江西）、田文烈（湖北）、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