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幹部”，的確如遇羅克所說，這是顛倒黑白。我們在前邊幾章已經闡述過，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國家就一直在###門大力貫徹階級路線，為工農子女入學大開方便之門，這種做法到60年代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時候已達到極點，真正被拒之門外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遇羅克在這段中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控訴了這種做法對青年身心造成的傷害：“‘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只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比我們舉得更多，更典型。那麼，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還有什麼區別呢？”“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都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

先驅者（3）

最後，他呼籲：“受壓抑最深的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這聲呼喊即使今天看來，也太“大逆不道”了，其實在那樣一個時代會有這樣的文章出現，本身就幾乎是一個奇蹟。

正如今天一些談及遇羅克的文章所說，《出身論》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就當時來說，大多數人，尤其是青年，並不都是支援它的，即使覺得它說得有道理，卻也如一個幹部子弟所說，認為遇羅克的心理“太陰暗了”，這是當時社會最普遍的反映。的確，在將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批得臭不可聞的時候，在整個社會將階級鬥爭之弦繃得緊而又緊，官方媒介反覆強調不同階級之間不僅談不上什麼平等和愛，甚至也絕不能存有一絲調和和溫存的時候，遇羅克卻敢於公開宣稱：人的政治權利，應該是平等的，這實在是太超前了。然而，這也正是這篇文章的真正價值所在。

所謂反響，其實也是極其有限的，看過《出身論》，知道遇羅克的，僅限於北京部分中學生這樣一個狹小的圈子。

遇羅克則因此而被逮捕，並被槍決，他為自己這篇思想解放宣言，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價：生命，以及全家的被株連。

一代青年同樣為此付出了代價：“###”使唯出身論的做法變本加厲。“###”之前，總還有個“重在表現”的政策，“###”卻連這一政策也撕毀了，當“###”期間在校的“老三屆”學生再次大規模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在校期間付出的一切努力，包括學習成績和政治表現，都被一概抹平，他們都“平等”地成了新農民、兵團戰士，但是，這種平等實際上孕育著最大的不平等，因為幾年以後，當他們面臨著招工、招生、參軍的機會時，被選擇的唯一條件就是：出身。

於是一切才華，一切努力，一切表現都付諸東流。

在建國以後的幾代人中，知青一代（這裡指的是以“老三屆”為主體的知青一代）就這樣面臨了人才選擇上最大的不公平。這種不公平對個人來說，是使很多優秀的人才喪失了發展的機會；而從國家來說，則使這一代的精英集團從整體上降低了素質。

十年後遇羅克終獲###，他的《出身論》和他後來的遭遇也被公諸於世，這一切對那些心頭從未籠罩過“出身”陰雲的青年一代來說，恐怕並無出奇之處，但對於曾在那種氣氛下生活過的人，卻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絕大多數人是到此時方才知道，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經有人為消除這種不公平發出過呼喊，成為思想解放的殉道者。

遇羅克被譽為“劃破夜幕的隕星”，“黑夜中一道刺目的閃電”，無論怎樣讚揚都不為過，他是這一代知青的驕傲。

（二）張木生與《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

遇羅克闡述的，是人的政治權利的平等，而張木生關注的，是“體制”，二者都觸到了當時中國社會中最要害、最敏感的問題，也就同樣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不過，張木生並未遭到遇羅克那樣的厄運，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與他的出身有關係。

在第八章，我們專門闡述過“###”前下鄉知青中那些高幹子弟的某些特點，張木生就是他們中的一個成員。無論他在校時的表現，下鄉後的經歷，還是“###”中的實踐，在他那個時代知青中的幹部子弟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們不憚篇幅，在這裡詳細地敘述他的經歷。　。。

先驅者（4）

他原是人民大學附中學生，1964年初中畢業，1965年7月作為北京市集體組織的到外地農村生產隊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同陳伯達之子陳小農等人一起，下鄉到內蒙古臨河縣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