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要儘量絕對保密，儘可能地保護和小心對待那群跟赫爾曼相熟的金融巨頭們，必須想辦法這麼做。如果公開抨擊這些人，就存在著刺激某些人作出輕率舉動的危險。一旦這群人中有一個成員一時衝動，進行報復，就會引起雪崩效應。我們在此要對付的跨國公司勢力強大，輕率的行為將會引起世界範圍的不安，尤其是如果公共輿論獲悉了那龐大的外匯轉移和金融操作之後。其它企業、銀行和投機商們到時候會作何反應，股市會作何反應？如果這個包括科德公司在內的犯罪分子辛迪加瓦解的話，極有可能發生一個“黑色星期五”，股市大癱瘓。出於所有這些原因，應該將所發生的事情和還將發生的事情只作為一堆神秘的不幸事故和罪行對待，公之於眾。因此，最高層達成一致意見，由一個人來領導這種事，由他負責，向新聞界、電臺、電視臺以及基爾伍德死後雲集在戛納的法國的和許多外國的記者通報訊息，掩蓋事實真相，透過最大的外交手段阻止太接近那個“大富豪”社會里的任何一位成員，不讓對他們攻擊得太狠，以免惹得他們抱怨或者抗議。這一切都是加斯東·迪爾曼通知我們的。他承認，他也想象不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如何按部就班地進行調查。他說：“我們得一起努力，變不利為有利。”

我為加斯東·迪爾曼感到遺憾。我對他抱有好感。他的職務看來不輕鬆。

魯瑟爾譏諷地說：“一目瞭然。一切都允許。我們什麼都可以做，只有一點我們不能做。我們不能魯莽地問這些億萬富翁，他們的億萬財富是從哪兒來的，是透過多少不公正和傷害取得的。那樣不文雅。”

“您誇張了，魯瑟爾先生。”迪爾曼說，又摸摸他的頭髮，“請您指證這些人之一有罪……”他打住了，一臉不高興。

“好，還有呢？”魯瑟爾問。

“然後……我們會找到途徑，讓他承擔責任。”迪爾曼說，頭往後一甩。

“迪爾曼先生，”克斯勒說，他沉默到現在，此時氣勢洶洶，惹得眾人都看著他，“我們大家都是公共輿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也不對了嗎？根據法律，每個人都同樣享有幸福、安全、正義和資訊的權利，這也不對了嗎？”

“它們還是對的，克斯勒先生。”迪爾曼說。此人忍耐力無限。也正因為如此，才選派他來完成這一任務。

“護士安娜·加麗娜也有這一權利。”克斯勒說，他的聲音現在高昂起來，“海軍少尉維阿拉同樣享有這一權利。安娜·加麗娜在米蘭有家屬。維阿拉留下了一位老母親。即使我們破獲了這些罪行，關於他們的最親愛的人是如何死去的，我們也要向他們過濾、刪除並經過審查地公佈真情，對嗎？”

“我對你們講過，我們被逼進了一個麻煩、難堪的處境之中，克斯勒先生。”加斯東·迪爾曼說，挪挪他的眼鏡，“可幹了這些事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笨蛋。可惜——在這種情況下，少數幾個直接的當事人不瞭解或至少不立即瞭解真相，總比全世界因為這一真相的公佈被嚇壞而採取無法控制的行動更好。正如弗裡瑟先生向我證實過的，您也應該跟我們持同樣的看法，克斯勒先生。”

“我知道，”他憤憤地說，“我跟他透過電話。這真是少有的天大的醜聞，我說。我不會為此原諒我自己。我們，這些成熟的男人們，坐在這裡，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演的什麼戲，明白事關什麼，為什麼要演戲。無辜者或有罪者在此喪生，無所謂，失去生命的是他們，而且還將這麼喪生下去。而我們，我們現在得到任務，向您，迪爾曼先生——不是針對您個人，您只是奉命行事——向您報告一切，好讓您對我們講，我們該如何繼續下去，我們可以和不可以做什麼。”我還從沒見過克斯勒這麼激動。他望望我：“您也講點什麼吧，盧卡斯！別光讓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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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我收到了我的公司的電報。我的公司得到了相應的指示，迪爾曼先生。我有義務照您吩咐的去做。”

“可環球保險公司是一傢俬人企業啊！”魯瑟爾叫道，“國家怎麼能影響它？它怎麼能這麼做？”

“它本來不可以，但是現在它顯然能夠。”我還沒來得及這麼回答，拉克洛斯就說，“您總還可以說，我不參加。您為什麼不這麼講？”

“因為我跟迪爾曼先生一樣，堅信正義最終會勝利，”我說，“雖然有時候要過很長時間。它最後總是勝利。我不願意到時候我不能為這勝利作出我的貢獻。”這是一個謊言，我想。事實是：如果我拒絕在迪爾曼的指揮下繼續工作，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就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