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萬兩的鉅額之上。已有的稅賦收入，在時間上的遲滯與程度上的不足，顯然已經無法滿足財政的渴求，於是，為了把這塊虧空補上，已經無計可施的崇禎帝又開始在田賦上做手腳，嘗試著將已加9厘的田賦再加3厘，實現165萬兩的財政增收。

然而，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這種不斷加稅的行為，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民眾的不堪忍受，由此帶來的民變已呈風起雲湧之勢，更使得軍費飛速激增，如果一任這種情形繼續發展，勢必會令民眾更加激化，於是，為了暫時緩解這一勢頭，朝廷開始拖欠軍餉等應付賬款，僅到崇禎元年，所拖欠的軍餉就已經達到了520萬兩之巨。

我們知道，在尚未實行義務兵役制的時代，軍人服役的全部目的就在於獲取銀米以養家餬口，特別是在戰爭時期，這份報酬更是以生命為代價來獲得的，其對於軍人的意義之重大，絕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想象的。

現在，當國家開始拖欠軍餉的時候，無疑意味著對軍人心理上的沉重打擊，於是，在*民變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官兵搖身一變，投身於起義的陣營之中，將本已糟糕的形勢變得更加惡劣，到了崇禎十一年之時，由於戰事上節節失利，使得明王朝已經陷入了“不集兵無以平寇”的軍事危機之中。

集兵，就要養兵，就要給軍人發餉，就要為軍隊提供補給，可是錢又從哪裡來呢？頗有雄心的崇禎帝在將所有可能的辦法嘗試了一遍之後，明王朝的財政困境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崇禎11年之後，戶部幾乎已經沒有新進的收入，龐大的帝國開始面臨著“無餉以飽兵”的可怕局面。這時候，再次加稅增賦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於是，崇禎帝只好再次“從善如流”，批准加派280萬兩的新稅。

最後的發展一如我們所知道的一樣，明王朝最終在內外交困之中陷入崩潰，無論在理財領域如何運作，都無從改變其最終的命運。由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證明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硬實力，其實是明王朝根本不具備的，而其遭受滅國之災，也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歷史真的就是這樣簡單的規律嗎？

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之中，眾多國家的君主、國家的管理者似乎從來不肯放過任何一個為財政增收的機會，然而這也導致了無數絲毫不知節制，不知與民休息的政府出現，從而造成他們習慣於將突發的財政開支一次性分攤到民眾頭上、造成他們樂於轉嫁財政危機而絲毫不留後路。類似於“竭澤而漁”、“殺雞取卵”、這樣風格的金融政策，一次次地出現在浩繁的史卷之中，構成了一個又一個悲壯的歷史結局。歷史學者譚伯牛在論及這一點時說：“貪風熾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卻不察隱患。”

想來這裡所說的“貪風”，所指內容更大程度上應該歸屬到糟糕的金融政策，而非官僚體系的集體品質。而之所以造成這樣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皇權思想在隱隱作祟，認為由皇帝、由國家出面，向民眾借債來緩解財政危機、支援發展的做法實在是有損君威，卻忘記了這種金融化理財方法的優點——只要國債期限足夠長，就足可以將一次性的開支分攤到許多年中，讓每一年的壓力都降低到最小，讓民眾的負擔大大減輕，而其在財富上帶給民眾的回報率，則更是會促使民眾熱衷於此，令政府的融資借貸變得更容易。

歷史，的確蘊含著固定的規律，歷史更是一場不可違背規律而行的遊戲，然而，歷史的規律卻是可以自行選擇的。所有的結局或命運，其實都在最初的選擇中，被確定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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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傘和秘魯樓（1）

看一下這個標題，你是不是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看似驢唇馬嘴的兩樣東西，怎麼能聯絡到一起呢？

但是，這兩件東西，還真的有內在的聯絡，閒言少敘，讓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傘”的由來。

社會學者何博傳曾經在其著作《山坳上的中國》一書中，提到過這樣的一個有趣現象：在1983年的中國，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買了一把摺疊傘，但是驚訝地發現，這把傘竟然是從上海運到香港，又轉回深圳的。這些上海人對此感到很高興，因為這比在上海買要少花幾塊錢，而深圳人對此也很高興，因為他們賺了幾塊錢，香港百貨公司同樣也很高興，因為他們同樣賺了幾塊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這個問題，我們要留到一會再來回答。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調查，提供這個調查結果的不是外人，就是在第一章裡絞盡腦汁為我們替資本打比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