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懂了。我們不必再多說。”

羅龍文點點頭，與胡宗憲四目相視，取得了至深的默契。“小華，我們另外商量一件事，你看，怎麼才能把天水早早攆走？你看，我開門見山地問他，何日班師還朝？如何？”

“不宜如此！天水量窄多疑，必生誤會；萬一負氣不走，可就搞成無法彌補的僵局了。”

“然則計將安出？”

羅龍文想了一會說：“總督不必管了，這件事交給我。不過，我要在糧臺那裡支五千兩銀子。”

“夠嗎？”

“不夠再說。”

“好！”胡宗憲隨即提筆寫了一張條子，核桃大的字，只有四個：“提銀五千。”下面署了一個“貞”字。

“事不宜遲，我馬上去辦。”羅龍文起身說道：“這兩天我的形跡要疏遠些。若非至急之事，請總督不必派人來找我。”

為了要跟趙文華把關係拉緊，當然在表面上要遠離胡宗憲，這是不消說得的。

“你請吧！心照不宣。”

揣起胡宗憲那張提銀的皮條，羅龍文坐車專訪胡元規。多時不見，少不得敘一番契闊；寒暄既罷，羅龍文問道：“可有好硯？”

胡元規的當鋪，好硯甚多，但要好到如何程度，須得先問一問。

“你是自用，還是送人？”

羅龍文是此道的大行家，一聽這話就懂得他的意思，如果是自用，只求硯好價廉，得其實惠；倘是送人，則不但要好硯，而且要名硯，價值可就不菲了。

他是要送人，不過受者附庸風雅，並不精於鑑賞，這就在“好”與“名”之間，又有斟酌，“我要名硯！”他說，“名氣越大越好！”

胡元規微笑不語，走出客廳，找人來囑咐了幾句。不久有人捧來一個包裹，開啟來一看，共是三方硯臺，外面都是蜀錦棉套。胡元規注視了一下，先取最下面一塊，遞給羅龍文。

解開棉套，揭開紅木硯盒，裡面是一方色如豬肝，長約八寸，寬約五寸的端硯，羅龍文拿起來一看，背面刻著八個字，是行書：“持堅守白，不磷不碯。　”再看邊款，一面刻的是正楷：“枋得家藏嶽忠武墨跡，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

看到這裡，羅龍文不由得失聲驚呼：“好傢伙，這可名貴了！等我再看看。”

先看背面那八字之銘，謝枋得以藏岳飛的墨跡，證明那八字出於岳飛的手筆；從而又斷定這方硯臺是岳飛的故物。岳飛的遺墨，羅龍文亦見過許多，細玩筆意，覺得謝枋得的考證不錯。再細察石質，的確出於端州舊坑，是宋以前所製成的硯臺。

“你再看另一面，還有文信國的銘。”

另一面刻的是草書：“嶽忠武端州石研，向為君直同年所藏。鹹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研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

“君直”是謝枋得的號，他與文天祥既是同鄉，又是同榜，所以稱同年。由此一記一銘，這方好硯的來歷就很明白了，先是謝枋得所珍藏，在南宋理宗鹹淳九年歲暮，寄贈文天祥；而文天祥殉國之志，早在南宋亡國之前七年，就見於此二十一字的硯銘了。

“名硯，名硯！難得這兩位大忠臣合在一起，真正稀世奇珍！”

“再看這一方！跟忠武的遺物相配，確是珠聯璧合。”

這一方硯臺，盒蓋上題著名稱，叫做“文信國綠蟬腹硯”。長寬約只三寸，頂端石色發綠；中間受墨之處，微微凹進；而硯背隆起，彷彿蟬腹。這是得名的由來。

硯上當然有銘，刻的是：“艾山攀髯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亦‘玉鶯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於血！千年不死萇宏石。‘“下面署款是”阜羽“二字。

疊山亦就是謝枋得的別號。這方蟬腹硯是他於文天祥殉國的第二年，在杭州所獲。著《西臺慟哭記》的謝臬羽，曾參文天祥的幕府，當年“象戲”時，曾親見此“石君”——蟬腹硯在棋秤之側。這方硯臺之為文信國的遺物，來歷分明，更無可疑。

“今天眼福不淺。最難能可貴的是，淵源相聯，天然成對。我再看看這一方。”

另一方長方紫硯，亦是岳飛的遺物，長期寸，寬五寸，高三寸；上方有個圓“眼”，石色發紅，利用這個天然的物徵，琢成旭日的形狀。背面琢空一道槽，約有一支手指的大小。

“論硯的本身，這一方比那兩方差得多了！”羅龍文指著那道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