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nbsp；互不相讓，值班員出來調解，說‘你們擠什麼擠，是什麼成分’，公司白領搶先說；‘我解小手’，保潔員卻說‘我是貧農，我窩尿’‘哦你是貧農‘調解員肅然起敬連忙鬆手讓保潔員先進去了，然後拉著公司白領說’你窩尿就窩尿，解麼屁的小手，去吧‘謝天謝地如果還糾纏五秒鐘就該尿褲子了。先暫且不論保潔員是不是貧農，僅憑他粗俗的語言就可管中規豹，可見一斑，無良的年代，扭曲的靈魂，人們翹首企盼著‘雄關漫道真如鐵&nbsp；而今邁步從頭越’。

&nbsp；。。。&nbsp；&nbsp； 第六十七章傳道授業解惑是師者的幸福【二】

老師是有著很高的地位，與天地君親齊名，是太陽底下最陽光的職業，但是曾幾何時，也曾遭遇過滑鐵盧，被當做臭老九大批特批，一時間幾乎成了過街老鼠，這裡有必要對“臭老九”這個詞的詞義作些特別的解釋。“臭”字人們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討厭的意思，“老九”這兩個字就頗令人費解了。這要從中國的等級制社會說起。中國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從古至今，中國人依據其社會地位的差別被人為地劃分為幾個高低貴賤不同的等級，就象印度的種姓制度一樣。顧名思義，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說在社會等級上被劃分為第九個等次。那是一個絕望的等次！毛爺爺老人家還不滿足，認為僅此不足以表達他對知識分子的蔑視厭惡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個“臭”字，那是一個更絕望的等次。&nbsp；知識分子何以被稱為“第九種人”，這要追溯到十三世紀的元帝國時期。中國雖然是一個等級制社會，但歷朝歷代的政府並沒有象印度那樣明文劃定公民的社會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檔案形式界定帝國公民社會等次則是元帝國的獨創。蒙古蠻族入主中國後，依據和蒙古人親疏關係的遠近及當亡國奴的“資歷”，把帝國臣民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亞細亞人）；第三等是“漢人”，即金帝國所屬的中國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國所屬的中國人。上述的等級劃分是粗線條的，元政府又依職業的性質，把帝國臣民更細緻地劃分為十級：一、官（政府官員）。二、吏（不能擢升為官員的政府僱員）。三、僧（佛教僧侶）。四、道（道教道士）。五、醫（醫生）六、工（高階工程技術人員）。七、匠（低階手工技術人員）。八、娼（妓女）。九、儒（知識分子）。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竟然被劃分到社會的最底層，比儒家所最卑視的娼妓都不如，僅只稍稍勝過乞丐。究其實連乞丐也比不上，因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識分子則隨時有生命危險，政府一不高興就拿他們的腦袋開玩笑……科舉制度是透過競爭性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它起源於隋王朝，定製於唐王朝，最初目的是變革門第世家獨霸政府的不合理現象，透過公開競爭性考試向平民階層選拔新進官員，凡考試及格的知識分子，不問門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職。因此，科舉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它對提高整個統治階級的文化素養，擴大政府的統治基礎，促進社會公平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這個進步合理的制度，因為唐以後的政府給予了過高的重視，才日益變得不合理起來。明王朝時期，科舉成為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非進士出身的人無論貢獻多大，都不能擔任宰相或部長級高階官員。不透過科舉考試知識分子就沒有任何出路，科舉考試的重視程度步入了一種畸形狀態，成為社會停滯不前的罪魁禍首。&nbsp；科舉考試的內容很狹窄，只考儒家經典，即“四書”“五經”。在科舉制度的誘惑下，知識分子首先要作的事就是應付科舉考試。因此知識分子的知識面也極為狹窄，所學主要是四書五經，與人類文明進步密切相關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知識則很少涉獵。儒家思想的內賅又是保守和崇古，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掌握儒家經典的知識分子也因此與現代化和進步格格不入。所以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進步的階級，經常不自覺地扮演了阻礙社會前進的角色。&nbsp；傳統知識分子科舉及第後，接下來不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傳統知識分子究其實是一個不勞而獲的寄生階層。這對於在荒涼苦寒的沙漠地帶成長起來的以勞動為美德的蒙古民族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區，每一個人，包括婦女兒童，都要從事生產勞動。在他們有限的知識領域內，實在想不通世界上還有專門讀書和專門做官的這種行業。所以他們極端瞧不起知識分子，也仇視造就知識分子的科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