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和我離開時一樣開著。“桑德拉，”我喊道，“還是我。對不起，我忘記了錄音機。”我氣喘吁吁地走向她的臥室，用指節敲敲門框，“哈囉，哈囉！”隨後走進房間。我站住了，彷彿不小心進錯了房間，進錯了公寓，進錯了世界。

我描寫過多少次恐怖和血腥的場面？數以百計。必須承認，我時常因為懶惰或趕時間而使用“無法描述”和“超越言辭”這種字眼。然而，描述暴力的詞語往往很簡單，容易掌握，連孩童都認識。真正難以接受的是這些詞語激發的念頭：我們難道就是這些材料造成的？我們體內也都是這個樣子？

有一次夜裡我睡不著，編造了一整套藝術理論，大體而言就是提醒健忘的意識記住最基礎的事實：我們漂浮在水裡，圍繞太陽旋轉，我們從女人的體內出生，身體裡是血肉和骨骼。沒多久以後的某一天，我們就將死去。

因此，此刻我跨入布魯克林的那扇門，我不但嚇得說不出話（要我寫書，我多半會這麼描述），而且被一個最簡單但我無法理解的英語短句打得無法說話、無法呼吸、無法思考：桑德拉·道森死了。

她赤身祼體地倒吊著，不過第一眼很難看清楚，因為她缺少了頭部。她的雙腳被捆在一起，掛在天花板的吊扇上。她的軀體被切開，面板翻開，不知怎麼和雙手連在了一起，像是長了一對翅膀。她的脖子還在滴血，就像斷裂的水管。

這時，就彷彿我真的置身於一個故事之中，桑德拉的屍體開始緩緩轉動，像是馬戲團的雜耍藝人，吊扇葉片開始旋轉，屍體也越轉越快。我明白這代表著什麼——有人開啟了開關——我突然感覺房間裡多了一個人，就在我背後的門口，我開始轉身，但動作慢得可怕。然後就什麼也沒有了。

我在地上醒來。大約失去了十五到二十分鐘。被打昏之前，我嚇得甚至感覺不到恐懼，就彷彿我膽怯的意識跳出來拋棄了軀體，而軀體為了保護脆弱的心臟主動關機。推遲降臨的驚恐一股腦砸在我頭上。我睜開眼睛，看見自己在什麼地方，著火似的跳起來拔腿就跑，穿過公寓，衝下樓梯，來到馬路中央。

盲目而麻木的驚恐催著我繼續奔跑，來到路口，我喘不上氣，終於強迫自己回頭張望，像是害怕那幢樓會立刻爆炸。氧氣回到腦袋裡，我用手機撥打911，報告發生了一起兇殺案。我說出桑德拉的地址和姓名，也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聯絡方式。

他們請我留在現場等警察，我說不行。我已經又開始奔跑，瘋狂地在路上尋找計程車。我儘量解釋腦海裡形成的可怕的新念頭：我必須去曼哈頓，去霍雷肖街一套我不記得具體地址也沒帶電話號碼的公寓，那兒還有一個女人，我害怕她也有生命危險，原因過於古怪和複雜，一句兩句解釋不清。跑到地鐵站的時候，我上氣不接下氣，找不到計程車，但已經遠遠聽見了警笛聲，我結束通話警察的電話，跑下去等回城的地鐵，去找摩根·切斯。

39

我在L線站臺上踱步，手機悄無聲息，我意識到腦袋在一下下抽痛。從我醒來以後就在腦袋裡敲響的警鐘原來不只是驚恐，還有疼痛。我摸摸後腦勺，疼得一縮。頭髮上有血塊，顱骨根部有一塊地方碰到就痛。我有輕度腦震盪嗎？我的大腦運轉得既緩慢又瘋狂，我在站臺上踱步，探頭望向隧道，尋找微弱的亮光，我記起在捱了那一下之前，屍體在我頭頂轉動時我冒出的瘋狂念頭：是達利安·克雷乾的，達利安·克雷在這兒。原始的恐懼攥住了我，假如我沒有被打昏，大概會拼命尖叫。此刻，震撼已經過去，我感到肚子裡陣陣發冷，膝蓋不停顫抖，另一種比較平靜但更險惡的恐懼漸漸擴散。無論當時是誰在公寓裡，只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個人不是達利安·克雷。那麼，究竟是誰呢？

列車呼嘯著開進車站，抖動和剎車聲在我腦袋裡掀起大地震。也許我真的腦震盪了。我快步上車，找到座位坐下，用精神力量催促司機，像是我的意志能讓這列地鐵跑得更快，中間不停站，乾脆飛起來。我毫無原因地站起身，又重新坐下。列車每次停站我都在心裡讀秒。穿過漫長的河底隧道，地鐵抵達第五大道。列車停車等待，沒有人上車，但似乎等了一萬八千年。下一站是第三大道，才兩個街區，天知道為什麼要設這一站。列車開進聯合廣場，我看著人們上車下車，滿懷怒火盯著他們。叮咚一聲，車門開始緩緩合攏。一個男人在最後一刻跑過來，伸出胳膊擋住車門，我大聲呻吟。大家扭頭看我。我傻乎乎地笑了笑，扭過頭去。我望著黑洞洞的隧道掠過車窗，我盯著自己蒼白的影子。我看看手機，但很清楚這兒沒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