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時地回答問題時，大尉便拿起棍子向格倫打過去。“中島大尉那時便開始用棍子來揍戰俘，”森江博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中島大尉打格倫第一棍的時候，他坐在一張椅子上，而一頓惡打過後他渾身是血，之後，便身子向後一仰躺在了地上。棍子重重地打在他的頭骨上的時候，他痛苦地呻吟著。在打了10棍之後，格倫的頭部和臉部早已鮮血淋淋，而中島都累得氣喘吁吁了。

後來，中島大尉向的場少佐彙報說他把戰俘給打死了。“當時少佐對我說，我打死了飛行員，按道理應該斃了我，”中島大尉說。但是少佐說此番話的目的並不是說他關心那位飛行員的死活。“少佐說應該斃了我，是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從飛行員的口中獲得有價值的情報，我便把他給打死了，而並不是因為飛行員的死。”

後來，一夥士兵在附近挖了一個土坑，把格倫那鮮血淋淋而瘦弱的屍體放進去埋葬了，隨葬的還有他的餐具。埋葬格倫的地方沒有任何標誌，也沒人在任何一份報告中記下他的名字。每當提起他的時候，人們都以“戰俘”或“飛行員”來代指。

“我當時並不知道那位戰俘的名字，”中島大尉後來承認道，“在當時，問他的名字簡直都有些多餘。我打死了那名飛行員，卻不知道打死的是誰。”

傍晚時分，也就是格倫剛剛被殺害之際，話務員馬弗·梅爾尚也被帶到了自己最終的安息之地。墓地就在大道旁邊的一座小山上。萊梅中尉和馬弗兩人在大道一旁停留了片刻，拿著鐵鍬計程車兵則列隊向墳墓的方向前行。幾分鐘過後，萊梅中尉帶著馬弗來到了小山上。

若干年後，我沿著那條小道前行到墓地時，感到那裡死一般的靜寂，當初大樹巨大的樹冠一定使得傍晚時分更加的昏暗。沿著小山向上不用爬幾步，便能看到一塊塊的墓碑。這裡的墓碑又高又窄，和美國的矮矮的墓碑很不同，馬弗在當時一定意識到了那是一片墓地，況且那裡還有一孔剛剛挖好的墓穴。

在這孔新的墓穴旁邊，萊梅中尉遞給了馬弗一支菸。面對此情此景，馬弗並沒有慌亂，而是靜靜地抽著煙。

後來有人把話務員馬弗·梅爾尚的雙眼蒙了起來，把他帶到墓穴邊，讓他跪在那裡。

當時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景啊。飛行員查理·布朗駕駛的飛機於2月26日在東京上空被擊落後，他以為自己要被砍腦袋了。當時有人把他的雙眼給蒙了起來，讓他跪在那裡，伸出脖子。“我當時想，死就死吧，”查理說，“想到腦袋將要被砍掉時，我既不害怕，也不驚恐。而恰恰相反，我感到非常的鎮定，也許就像我要昏倒前血液衝到我腦袋裡的那種情形。我的生命沒有在我面前驚恐的搖擺不定，我很平靜。現在想來，我當時所想的就是希望父母不要知道我是怎樣死去的。”

讀了舍溫·努蘭的專著《我們是如何死去的》，我們便可以得知，查理當時的鎮定是有醫學根據的。努蘭寫道，當遇到恐怖情景的時候，人體內便釋放出一種自我生成的一種叫做內啡肽的麻醉性物質。“內啡肽的生成是哺乳類動物和其他一些動物保護自身免受情感和身體侵害的一種方式，它是一種天生的生理機制，可能出現在史前階段的野蠻時期，因為那時威脅生命的突然事件常有發生。”在分析一個女孩被謀殺的案例時，努蘭博士如是寫道：“我深信這是自然發生作用的結果，這樣的情況很多，它能提供一定的劑量，讓即將死去的孩子保持鎮定。”

穿著長罩衫的馬弗跪在剛剛挖出的泥土上面。

“萊梅中尉把刀舉了起來瞄準了兩下，”一位名叫石壓計程車兵說，“接著他讓我們向後退一退，說別讓血濺在身上。”

“中尉對著戰俘的脖子比劃了兩三次，”巖川回憶時說，“我們那些挖墓穴的人都不願看當時的場景，所以我們向後退了好幾米。”

刀落了下來，從馬弗的脖子上滑落過去。“當刀砍到脖子上的時候，”巖川說，“他只是輕輕地呻吟了一下，並沒有大喊大叫。”

砍了這一刀後，中尉便把刀收了回去，馬弗便向前一個跟頭栽在了墓穴中。萊梅中尉命令士兵把他的屍體埋起來。巖川看到馬弗的屍體躺在墓穴裡的時候，他又突然意識到萊梅還有一件事情沒做。

“腦袋還沒有完全被砍掉，”由奈說，“幾乎就砍掉了，但脖頸處還有一塊皮連著。”如果當時馬弗死去的屍體被直立起來的話，那他的腦袋一定耷拉在他的胸上，懸在脖頸上。

夕陽落到地平線以下的時候，穿著長罩衫的洛杉磯人馬弗·梅爾尚早已被埋掉了。馬弗在這個世界上整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