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服刑八年。

在許多案件中，看起來犯的罪行越是嚴重這個罪犯就越有可能逃脫懲罰。中村正信上校被稱作“戰略之神”，曾策劃了日本的南侵計劃。他曾經將中國人的頭顱在新加坡展示並且鼓勵的場少佐吃敵人肝臟的習慣。他就是逃脫了指控的人之一。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情報機構負責人，查爾斯·威洛比將軍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村上校處死了本傑明·帕克上尉並且吃了他的肝臟。但考慮到戰後日本共產主義的擴張、中村反共的誠意以及他卓越的策劃能力，威洛比使中村成為了戰後日本的重要財富、一個值得保護的人物。中村不僅逃避了指控，而且後來還被選進了日本的國會眾議院。

或許日本最可恨的罪行就是731部隊針對中國實施的生物和化學武器戰。麥克阿瑟將軍和其他的一些美國軍官知道731部隊在被俘的美軍戰俘身上也試驗了這些武器並且殺死了他們。但是當這些魔鬼般的醫生將基於他們可怕的實驗得到的有價值的資訊提供給美方以作為換取他們獲得豁免的條件時，麥克阿瑟立即同意了這樁罪惡的交易。

1979年14名甲級戰犯在靖國神社被秘密地奉為愛國“烈士”；以向戰死的人表示敬意。那些靈位中包括像東條英機、松井石根這樣的人，就是他們的軍隊犯下了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罪行。

如今很多人抱怨日本人並沒有承擔他們在二次大戰中的全部責任。透過讓主犯逃脫懲罰，透過事後法來扭曲法律，透過隱藏一些日本最駭人聽聞的罪行，盟軍主觀的主持了“正義”，從而使得任何企圖更正這個歷史責任的做法都顯得荒唐可笑。如果希特勒也得到這些美軍勝利者的“細心照料和保護”，那麼是否普通的德國人民也要被期望著就他的罪行進行反省呢？

1946年，比爾·多蘭中尉在關島奉命監視對父島列島的戰犯進行審判，那時他剛從美國海軍學院畢業。這是在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的數以百計的審判之一。這種審判是在金屬製半圓拱形建築中，極度秘密地進行的。

“日軍戰犯坐在長桌邊上”，比爾回憶說。“在每一個囚犯後邊都站著一根強壯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每一個士兵都配有自選的武器：大酒瓶、半自動手槍、肩背手槍皮套、有珍珠狀把手的三八特製槍。另外，所有計程車兵都帶著一個大大的烏木製的棍棒，這種棍棒是一般警察攜帶的警棍的三倍大。每一個士兵都處於“稍息”狀態，背對著人群，兩腿叉開站著。他們把左手放在囚犯的椅子上，右手的大棒放在他們的背後。偶爾行動式的發電機也會停止。如果停止的話，小屋的裡邊完全一片漆黑。出現這種情況時，士兵們會馬上把他們的左手從囚犯椅子的背後移到囚犯脖子的後邊，他們會把囚犯的身子按下去並且把那根大棒放在犯人的腦袋上。當燈重新開啟時，我們可以短暫地看到這一幕。

14名日本軍官、士兵和醫生作為乙級戰犯由一個軍事委員會在關島審判。來自不同服役區的8名美國軍官作為法官，美國和日本的民間律師作為被告的辯護律師。乙級戰犯的罪名包括謀殺、虐待俘虜、沒有給予體面的葬禮和對控制下屬的不法行為的失職。海軍搜尋過去被指控吃人罪的例子，但是在海牙和日內瓦還沒有人想到如何為殘忍地吃敵人肉的罪行歸罪，因此以“沒有給予體面的安葬”的指控被替代了。

比爾·多蘭做了一輩子的律師，許多年之後他告訴我：“我讀過無數的審判副本，所有對戰犯的審判都是這樣：一方指控另一方做了什麼，另一方予以否定，之後法院來做出決定。這裡，所有的證詞都來自一方，所有的證人都是日本人自己，他們自己承認吃了人。

在檢察官丹尼爾·弗林的開場陳述中，他警告有些被指控的罪行是如此的令人作嘔，以至於很久以前人們就認為沒有必要直接地針對這些罪行進行立法。這些指控與曾在刑事法院中所聽到的最驚人的指控處於同一檔次。我們希望再也沒有這樣類似的案子出現了。公訴人弗雷德裡克·薩斯稱被告為“沒有人性的野蠻人他們以最原始、最殘酷的方式撕碎、肢解了我們手無寸鐵的兄弟的軀體”。他認為硫黃島列島計程車兵們是典型的惡魔邪惡勢力的代表野心勃勃的日本軍隊就像危險的疾病一樣纏繞著他們的國家，像致命的瘟疫，殘酷地在亞太地區擴散開來。

“但是美國人頭顱被砍下來、肝臟被挖出來的訊息沒有被准許傳回美國，”比爾說。“海軍守衛告訴我，海軍不希望家裡的人們知道他們的孩子被吃掉了。”

公訴人總共傳喚了43個證人：穿著卡其布短褲的堀江少佐是主要的證人。在法庭下，立花將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