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那些對飛行一竅兒不通的陸軍和海軍軍官制定。以至於那些飛行員的生命成為他們手上的玩物。

美國偉大的國會是為陸軍部和空軍部制定法律，規定他們該如何使用海陸空力量的，但是這兩個部門對待國會的態度就好像是，國會是專門為他們的利益而建立的。由陸軍部和海軍部派往國會的官員和代表所傳達的航空資訊總是不完全，有時甚至誤導或是傳達完全錯誤的資訊。產生這些完全錯誤資訊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們在傳達資訊時故意傳達有誤，二則是因為他們對所說的問題一無所知。這樣愚昧無知的人是不應被允許在立法機構前陳詞的。

有些空軍軍官也遭到了詐騙和恫嚇，在多數情況下總是有人別有用心地讓這些空軍軍官不敢講出實情。這些軍官心裡非常清楚，如果他們講出了實情，那麼他們未來的事業就會被剝奪，他們還會被流放到最偏遠的地方，永遠再沒法兒講出實話，而且，他們將再也沒有機會獲得提升了。因此，他們只有聽從那些對飛行一竅不通的官僚們大放厥詞。這就導致了他們要麼歪曲事實，要麼對國會和人民公開撒謊。

米切爾這番猛烈的攻擊讓華盛頓驚訝不已；在美國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位軍官把上級批評到這種程度。米切爾後來對《克利夫蘭》報社說：“我認為我有責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實講述出來。儘管這可能意味著我將受到軍紀懲辦或者被送上軍事法庭。所有這些我都非常清楚。實際上，在我發表宣告進行指控之前，我已經讓我的軍隊辯護律師把我寫的東西看過一遍，他說我肯定會因此受審訊的。”

比利說對了。總統卡爾文·柯立芝親自主持了對米切爾的軍事審判，他在審判中說道，“比利·米切爾身為軍人，煽風點火，蠱惑人心，企圖透過公眾輿論的壓力逼迫政府採取行動，這種舉動萬分危險，尚無先例。”比利駁斥說，該控告避開了國家應採取措施加強空軍力量這一主要問題，“我對那些官僚的指控真實與否不應成為本次軍事訴訟的重點。我之所以受審的惟一原因就是因為——我有膽量向保守主義者提醒世界上出現的新生事物。我想提醒他們，在現代戰爭中又有了一支嶄新的空中力量，可這在美國的國防管理中卻被忽視了。”

對比利的審判可忙壞了當時的媒體。那次審判是美國曆史上最長的一次軍事審判。一批批的證人不斷站出來支援比利的觀點，但是卻起不到任何作用——比利受到審訊的原因是因為他向總統及其軍方朋友發出了挑戰。後來，柯立芝為了平息公眾的情緒釋出了由藍絲帶委員會撰寫的一篇報告。之所以選中這個委員會是因為他支援海軍成立戰艦學校。報告中為海陸軍塗脂抹粉，得出的結論是海軍戰艦在國防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報告還說，“如果不發展空軍力量，‘就會對美國造成直接危險’的預測是沒有理由的。”“雖然下一場戰爭可能從空中開始，但是從機率的角度來看，它也將像上一場戰爭一樣在泥潭裡結束”。要想結束同那些充滿鬥志的敵人之間的戰爭，僅靠突然襲擊敵人重要的神經中樞，比如生產基地、軍械庫、發電廠和鐵路中心是無法奏效的。上次戰爭帶給我們的教訓就是：人類不能製造出比自身精神還強大的機器。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米切爾被判為反抗罪，具體判決如下：“取消軍銜，撤銷職務，沒收五年薪水和津貼。”然而即使是在這次軍事審訊之後，比利也沒有放棄戰鬥。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演講者，他在卡耐基音樂堂講，在全國各地講。他寫了許多文章發表在雜誌和報紙上，他警告國人說美國並沒有為戰爭做好準備。他還說日本有計劃“奪取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和菲律賓”。比利在1926年4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發的15年前就預測出日本會在太平洋發起戰爭——“日本會在外交談判仍在進行時暗地裡派遣兩艘巨大隱蔽的航空母艦靠近美國的海岸，它會出其不意地對美國發動空襲”。比利憑藉其對歷史敏銳的洞察力警告美國提防日軍的偷襲，1932年他說道：“日本在發動襲擊之前從不宣戰。”

數年後在太平洋上空擊退日軍的飛行員們肯定會想到——如果當初對預言家的警告給予足夠的重視，那麼美國就能避免那個發生在1941年12月7日的舉世震驚的事件。那些編纂《美國1946戰略轟炸縱覽》的軍事專家對比利的觀點表示贊同。他們在“後見之明”一章中寫道：

美國低估了空中力量在太平洋戰爭中起到的決定性的作用，分配給空軍的物資只是陸軍和海軍的一小部分，但這些物資是遠遠不夠的。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我們的缺陷尤其表現在以地面為基地的戰鬥和航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