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259）。1911年4月，法國物理學家B．朗之萬在波隆那哲學家大會上發表演說，為相對論增添了更為轟動性的色彩。朗之萬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如果他沒有發現狹義相對論，朗之萬將會發現它。在討論時間相對性或鐘慢問題時，朗之萬沒有采用愛因斯坦那種利用運動時鐘和靜止時鐘解釋時間效應的費解的作法，而是用所謂的“孿生子悖論”取代了愛因斯坦的“時鐘悖論”，並立即成為眾所皆知的由相對論引出的怪物。相對論的時間問題是這樣產生的：如果一對孿生兄弟一個留在地球上，另一個去星際空間旅行，那麼當旅行的兄弟返回地球時，竟會發現與留在地球上的兄弟的年齡已經不同了。朗之萬列舉的另一個例子是，旅行者沿直線飛向一顆恆星，繞其一週後原路返回。如果旅行的速度足夠大（當然比光速小），最後旅行者將發現，在他兩年的旅行中，地球已經度過了漫長的兩個世紀。哲學家H．相格森後來承認，正是朗之萬19if年4月的演講，“第一次喚起了我對愛因斯坦觀念的注意”。

時鐘（或孿生子）悖論很快成為（在某種程度上今天仍然是）相對論使人困惑甚至招來敵意的原因。V．勞厄曾談到那些反對相對論的“思想內容”、基本公式或數學結果的人。1911年他寫信給愛因斯坦，反對相對論的共同理由“主要是時間相對性和由此產生的悖論”。勞厄在1912年寫的第一部相對論教科書中指出：這些悖論和其它有關時間相對性的問題具有“偉大的哲學意義”，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只能用哲學方法”對待這些問題。我們還注意到，愛因斯坦在1911年討論這一見解時，使用了理想實驗的方法。他假設把裝有“小生物的盒子”送向“遙遠的飛行旅程”，結果在它返回地球時，“盒子的內部情況幾乎沒有變化”，而留在地球上的生物已“繁衍生息許多代了”。

儘管許多人不願輕易接受愛因斯坦對物理學基本思想進行徹底重構，但他們卻已在應用愛因斯坦的數學結果了。勞厄（和另一些人）曾指出，這些數學結果在形式上和洛倫茲理論的結果是一致的，但它們的‘物理本質’御有差異。勞厄甚至宣稱（1911），兩種理論的“實質差別是不可言喻的”。但人們很快就認識到愛因斯坦的理論更加優越，特別是在廣義相對論建立之後，狹義相對論的重要性尤其顯露出來。

大約到了1911年，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已經有了數量足夠多的擁護者，一場科學革命發生了。同一年，A．索末菲宣佈，相對論理論已經“完整地建立起來了，它不再是物理學的前沿了”（米勒1981，257）。1912年初，剛剛獲得191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W．維恩建議，授予愛因斯坦和洛倫茲這項最高獎賞。他在推薦書上寫道：從“邏輯的觀點看”，相對論原理“應當被看作理論物理學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佩斯1982，153）。他說，目前已有“實驗明確證實了這一理論”。他總結說，“洛倫茲是發現相對論原理數學內容”的第一人，而愛因斯坦則“成功地將相對論簡化為一個簡單的原理”。

當然，並不是所有物理學家都接受這一革命性的新觀念。範德瓦爾斯在1912年說，至今還不能解釋為什麼質量和長度隨著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米勒1981，258）。除了時間相對性引起悻論外，在否定絕對長度、時間和質量方面還引起了更根本性的反對意見，而“同時性的相對性”也是很難令人接受的。然而更加困難的是拋棄以太概念。如果沒有介質支承，光和其它電磁波如何在空間存在呢？反對意見和聲勢如此強烈，也可看作是新理論革命性質的一個標誌。

在眾多的反相對論的觀點中，普林斯頓大學的W．F．馬吉教授（1912，293）很有代表性。19if年，他在美國物理學會作會長就職演說時說，相對論原理不能滿足這樣的標準：任何“真正有用的終極答案……應當為每一個人所能理解，包括訓練有素的學者及一般公眾”。對他來說，相對論無法使人理解，因為它不能“用普通的，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力，空間和時間概念來描述”。可是他顯然並不清楚，牛頓的力和慣性的概念在1687年時是多麼新奇！他顯然也不懂得，除了少數幾個學過理論物理學的人之外，真正懂得力和概念這些“普通概念”的人是多麼稀少！

馬吉還宣稱，“應當問問相對論發展中新思想的創造者，他們是否認識到這一理論的用途是多麼有限，是否認識到它用可理解的術語描述宇宙是多麼的無能為力”。他準備“警告他們最好先收起他們的輝煌理論，除非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