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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古典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以後，不大容易獲得讀者認同的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讀者自己腦海裡的人物形象，和銀幕螢幕上的編導所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著差距的緣故。

呂布在歷史中是一個被否定的人物，然而在文學中，在讀者頭腦中，卻又並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人物。這也許是文學的力量吧？在所有呂布戲中，那白鎧白袍的小生一出場，甚至成了後世無數觀眾心目中的英武瀟灑的明星。所以說，呂布是這部小說起首部分塑造得最為成功的形象之一。

為什麼呂布能得到讀者的這份寬宥呢？

第一，他驍勇善戰，幾乎無人能打敗他；第二，他和貂蟬，英雄美人，而且還是一個至死不渝的愛情至上主義者；第三，無論如何，是他殺掉了惡貫滿盈的董卓，為民除害；第四，轅門射戟，是呂布一生中的峰巔之作，救了劉備一命。包括他不殺劉備家小，包括他憐妻惜女，都說明他的性格的不是太壞的一面。

加之他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極易上當，陳登幾句話一說，主意就變了。甚至為曹操把他視作“飢則為用，飽則蕩去”的鷹犬，沾沾自喜。大概中國人害怕莫測高深，就比較喜歡這個單線條的呂布了。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記述了他轅門射戟的過程，這是正史，而非演義。由此可見他不是一個毫無心術的人，也會用計的。而此計之荒誕，很帶有呂布的性格色彩，以一箭而定和戰，曠古未聞，而此兒戲一般的主意，居然成功，說明呂布是有把握為劉備解除厄難的。但想不到劉備在白門樓上，“公不見丁建陽、董卓之事乎”一句話，卻斷送了呂布的命。

按老百姓的看法，劉備就很不夠意思的了。他臨死前目視劉備曰：“是兒最無信者！”“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這番斥責在讀者心裡，便把兩人的分量稱出來了。

其實，從去除眼前的勁敵看，借刀殺人，提醒曹操記取丁原、董卓的教訓，這句話夠毒的，也起到作用。但從長遠的戰略目標看，讓曹操養虎遺患，對劉備可能更有利些。可見這一時期的劉備，還不是十分地具有雄圖大略，遠見卓識。給呂布留一條命，將來倒黴麻煩的，必是曹而不是劉，何必勸曹殺呂呢？太短見了。看他後來叮囑關、張“勿犯曹公軍令”這句話，充分表現了他當時的甘心居下的心態。說明劉備固有知曹的一面，也有畏曹的一面，更有不敢與曹角力的一面。

同樣，那個陳宮也未免過於感情用事，因為捉放曹後，曹操殺了呂伯奢一家，說了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名言，便對曹操恨之入骨，毫無圓通的可能。若是能夠從長計議，權且勸呂布獻城，難保曹操將來，不會成為董卓第二？因為對呂布來講，背叛主子不過舉手之勞，一點也不難的。如果那樣，漢末的爭霸局面，則未可預料了。

所以在讀者印象裡，呂布對於劉備，對於陳宮，並不太欠什麼的，但確實是這兩個人，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把呂布送上了斷頭臺。因此，後世人對這位白衣白甲，手持方天畫戟的將軍，多一點同情，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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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難辭蜀亡咎（1）

一個極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錯誤。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主持蜀政，南征北戰，多有失誤，所以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句話還是很有真理性的，偉人也難例外。

但是，要是能夠保持頭腦冷靜，思想清醒的話，那麼可以將錯誤的危害性減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摻雜進感情因素，明知其可為而不為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勢必帶來很壞的後果。

諸葛亮作為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典型，我們對其人格的偉大，所產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從其堅持錯誤的北伐政策，而導致蜀國過早地敗亡，來剖析他的得失，則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陳詞，因為大家反對北伐。主要是國力不強，人心思定，連年征戰，不勝負擔，當務之急，應該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醫治戰爭創傷。而諸葛亮卻不顧這種普遍的牴觸情緒，堅持他的北定中原，開疆闢土，恢復漢室，繼承大統的方針。

第一，他從漢賊不兩立，到蜀魏不兩存，到有魏則無蜀，到“王業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與伐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魏雖有吞蜀之心，不過，曹睿上臺後，舉朝上下，是主張掘壕堅守，待吳、蜀內亂的。他錯過了這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