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要趁魏國內亂之機滅魏而瓜分之。濁澤一戰，公子罌軍大敗，被韓趙兩軍死死包圍。然則，一夜天明，幾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罌卻看見兩支大軍竟然沒有了。事後得知，是兩國對於如何處置魏國意見相左。各自不悅而去。對這場本當滅魏而終未滅魏的詭異事變，戰國時評是：“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也就是說，魏武侯終究沒有堪當大任的兒子，魏國原本是可以破滅的。言外之意很顯然：沒有滅國，並不是公子罌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罌不如此看，他將魏國大難不死歸結於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罌即位之後立即宣佈稱王，成了戰國時代第一個稱王的大國（自來稱王的楚國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稱霸前期，衰落中期，遷都大梁之後的末期。第一時期是魏國的全盛霸權時期，大約二十餘年；其時白圭、公叔痤先後為相，龐涓為上將軍，率軍多次攻伐諸侯，威勢極盛，國力軍力毫無疑義地處於戰國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時期，以三次大戰連續失敗為轉折，魏國霸權一舉衰落。這三次大戰是圍魏救趙之戰、圍魏救韓之戰、秦國收復河西之戰。第三時期，以魏國畏懼秦國之勢遷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後二十年。

總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國王生涯之概貌，成敗皆在於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戰國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歷史不乏那種極具才華而又極其昏庸的君主。秦漢之後，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戰國之世亦不少見。魏惠王者，一個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於他具備了這種君主給國家帶來巨大破壞性的全部三個特徵：其一，聰敏機變，多大言之談，有足以顯示其高貴的特異怪癖，此所謂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謀也，與真正的智慧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後世的少年晉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許多人誤認為“英主”；其二，胸襟狹小，任人唯親與敬賢不用賢並存，外寬內忌。這一特徵的內在缺陷，幾乎完全被敬賢的外表形式所遮掩，當時當事很難覺察；其三，在位執政期長得令人窒息，一旦將國家帶入沼澤，只有漸漸下陷，無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終身制時代，這種“長生果庸主”積小錯而致大毀的程序，幾乎是人力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庸主若短命，事或可為，庸主若搖搖不墜，則上天註定了這個邦國必然滅亡。譬如秦國，也曾經有一個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現，但卻只有三年便舉鼎脫力而暴死了。後來又有兩個庸君，一個秦孝文王，一個秦莊襄王，一個不到一年死了，一個兩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對秦國的危害並不大。在位最長的秦昭王也是五十餘年，然秦昭王卻是一代雄主。然則，即或如秦昭王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將秦國廟堂帶入了一種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況乎魏惠王這等“長生果庸主”，豈能給國家帶來蓬勃氣象？這等君主當政，任何錯誤決策都會被說得振振有詞，任何墮落沉淪都會被披上高貴正當的外衣，任何齷齪技術都會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見都會被善於揣摩上意的親信駁斥得一文不值。總歸一句，一切在後來看去都是滑稽劇的國家行為，在當時一定都是極為雄辯地無可阻擋地發生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個奇特的癖好，酷愛熠熠華彩的珍珠，並認定此等物事是國寶。史載：魏惠王與齊威王狩獵相遇於逢澤之畔，魏惠王提出要與齊威王較量國寶。齊威王問，何謂國寶？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說，國寶便是珠寶財貨，譬如他的十二顆大珍珠，每顆可照亮十二輛戰車，這便是價值連城的國寶。齊威王卻說，這不是國寶，真正的國寶是人才。於是，齊威王一口氣說了他搜求到的七八個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難堪。這是見諸史料的一次真實對話，其意義在於最典型不過地反映出了有為戰國對人才競爭的熾熱以及魏國的遲暮衰落。

也許是受了這次對話的刺激，也許是有感於秦國的壓迫，總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國突然瀰漫出一片敬賢求賢氣象。這裡有一個背景須得說明，否則不足以證明魏國失才之荒謬。戰國時期，魏國開文明風氣之先，有識之士紛紛以到魏國求學遊歷為榮耀，為必須。安邑、大梁兩座都城，曾先後成為天下人才最為集中的風華聖地，鮮有名士大家不遊學魏國而能開闊眼界者。為此，魏國若想搜求人才，可謂得天獨厚也。可是，終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紛紛流失，魏國竟一個也沒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從魏國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個：商鞅（衛人，魏國小吏）、孫臏（齊人，先入魏任職）、樂毅（魏人，樂羊之後）、張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