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嚴，一級管一級，溫州的幹部官不大，上面有更多的主人，而溫州人的個性曠達，不喜服管；三是市場經濟發達，老闆多多，誘惑很大。哪怕是個小老闆，也可對下面打工的頤指氣使，用起錢來又那麼瀟灑。官本位的概念就相應地減弱了，好當便當，不想當就走人，下海！

溫州幹部“下海”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的，我是第一批。那是1992年末，溫州市政府出臺了一個政策，為鼓勵幹部“下海”，讓機關人員分流，給予一些優惠，其中一條是提前退休可享受每年十三個月工資。政策出臺之後市機關共有九位幹部報告要求提前退休或退職的，批准了八位，媒體曾有報道，稱溫州幹部“下海”是“雷聲大雨點小”，原先無論是領導或媒體都估計會有不少人會提出申請，卻沒想到僅區區八人。在下便是八人之一。

說起我下海的動機很簡單，一方面是溫州的環境影響：商海潮湧，大浪衝到腳邊了；二方面是經過“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文學青年》雜誌停刊了，一直忙於編務，乍一停刊，有種無所適從的感覺；三是正好香港朋友洪波先生來溫投資，找我合作做房地產。於是我便打了報告申請下海，並且以為下海辦企業，要比在政府部門簡單得多。

開始辦公司之後方才發現，這種想法太天真了。房地產公司要拿到一個營業執照，沒有七八十個橡皮圖章是辦不下來的。甚至還有報導說有的地方蓋了一百三十幾個章還未辦好的。我們只蓋了七八十個章已算榮幸，可你每蓋一個圖章得面對多少個嘴臉？那時我算是經理，辦事蓋章可以支使手下的人去，偏遇到那些拿橡皮圖章的人不買賬：“讓你們的經理自己來，端什麼架子！”後來與他們認識之後問過其中的一二位，他們坦率地告訴我，認識你們經理才有用，到時我的親友沒房子，找你們經理的話總有三五個百分點的優惠，下面職員又沒這個權。

他說的這個是老實話，但弄得每個公司的經理都很忙，我們的第一家房地產公司從取得地塊之日起，到拿到公司的營業執照之日止，總共費時十二個月又四天。這說明手續之繁瑣，也有我這個經理不大願意自己出場的緣故。舉這個例子並非說溫州的幹部態度特別不好，或辦事效率特別低，只是說溫州的幹部有我們國家幹部的通病。“過去的官吏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現在的幹部是人民公僕”。這話只是學校老師或新聞媒體灌輸給我們的一種概念，如果你太當一回事就糟糕了。那態度是幹部制度和他們手中的權力所造成的，權力越大的機關和部門，幹部的臉孔越不耐看。就像顧客不能將自己當成真的上帝一樣。

不過話又講回來，近幾年這方面比之以前好多了，現在搞政務公開，搞“一站制”，都是為了改善這方面的弊病。記得幾年前，我們幾個人在美國租車開到加州大學參加一個座談會，待到會議結束，卻發現車鑰匙丟了。那時已經天黑，回到所住的賓館還有好長一段路，大家急得團團轉。大學方面接待的人幫我們給警察打電話，我們都很奇怪：車鑰匙丟了警察也管？等我們打完電話回到車子旁邊，警察也來了。警察告訴我們兩個辦法：一是將租車公司的地點告訴他們，讓他們開車去拿備份鑰匙；二是他們找車送我們回去，剩下的事由他們解決。我們聽了非常感動，但事情的解決卻很圓滿，也許是警車的車燈特別亮，我們將掉在車邊的鑰匙找到了，大家歡呼起來，警察也為我們高興。回程的路上大家在談論：我們的國家雖然也有寫著牌子“有困難找警察”，但如果你的車鑰匙丟了，你找警察看，不被訓一頓才怪呢。但這兩年不同了，溫州就有關於有人將鑰匙忘在家裡，找警察幫忙的報道，警察幫助解決了問題。這是一大進步。

話說遠了，現在再回到溫州的幹部下海這個題目上來。溫州的領導幹部下海徐國林是第一位，大約是1993年底。當時他擔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批准我“下海”時他還找我談過話，不久他自己就“下海”了，在當時的機關裡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他做了房地產，也做了期貨公司，還是我們外商房地產投資協會的會長，又是我的頂頭上司。他能講，會寫，發表過散文。可惜上天未假他以年歲，幾年就去世了。

接著徐國林的是鄒麗華，時任溫州人民檢察院的副檢察長，一位很能幹的女同志，現在是名氣很響的新湖集團副總裁。再接下去的人就多了，如市委宣傳副部長季樹才，市委秘書長葉正猛，永嘉縣委書記謝炳清，以及前任副市長吳敏一，林培雲等等。而且除鄒麗華外這幾位我都比較熟悉，都是很能幹的人，如以從政辦公是“文”，從商經營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