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看，桂教授便“看”出了“怪病”原來就是艾滋病。 當文樓的“怪病”是艾滋病的訊息傳出後，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甚至對文樓的恐懼到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地步。 桂希恩教授記得有一次在上蔡縣城乘車去文樓，司機似乎沒聽清楚桂教授要去的地方：“去哪裡？” “文樓。”　桂教授平靜地又說了一遍。 司機臉色突變，驚魂不定地忙說：“去不得去不得！那裡有艾滋病！” 桂教授反覆向司機解釋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並一再強調到文樓兜一圈即使看見了艾滋病人甚至接觸了艾滋病人也絕對不會傳染上艾滋病，那位司機仍然一個勁地擺手不願意去。 沒有辦法，桂教授只好提出加付一倍的車費，這時司機口風才有了鬆動：“你若真的要去，我把你送到村口行嗎？” “行！行！”　桂教授只好答應下來，不行又咋辦？ 車剛到村口，司機立即催桂教授下車。 桂教授腳一落地，司機便轟響馬達，掉頭便逃。 到了文樓，桂希恩教授的心情極其沉重，一是人們對艾滋病知識的缺乏以致引起極度的恐慌，二是文樓嚴重的疫情慘不忍睹，作為一名醫學工作者，任何迴避甚至逃避都是失職甚至犯罪。 在文樓，一位中年女性艾滋病患者對他說：“前幾年，為了孩子上學，我和孩子他爹都去賣血。‘血頭’不給我們體檢，他們把抽出的血用分離機分離掉血漿後，再把剩下的東西兌生理鹽水輸回我們體內。誰知這幾年，我和他爹常鬧拉肚子、發燒，精神越來越差，我們怕是沒救了……” 在文樓，桂希恩教授看到了村裡兩位年齡最小的艾滋病患者，這是一對出生九個月的雙胞胎姐妹。孩子的母親發現自己因賣血感染上艾滋病時，她的雙胞胎孩子已經出生三個月了。後來經過檢測，這對姐妹也被傳染上艾滋病，母親知道結果後痛不欲生：“大人沒活頭也就算了，可說什麼也得救救這雙娃兒呀！” 在文樓，桂希恩教授得知一個女性艾滋病患者有了身孕，於是他趕到這名婦女的家中直言相勸：“你現在自身難保，還生小孩幹什麼？就算你的艾滋病沒有傳染給孩子，將來你死了，小孩誰來撫養？”這位艾滋病患者在桂教授的好心勸告下，終止了妊娠。 在文樓，桂希恩教授受到了兩種態度截然不同的對待。 桂教授自費赴文樓為１００多名患者作血檢，並給患者宣傳艾滋病的科普知識，還走上門去送醫送藥，文樓村的百姓稱桂希恩教授是“白求恩”，歡迎他常去文樓。因為桂教授每去一次文樓，都會為艾滋病患者帶去新的希望和撫慰。 也有人對桂希恩教授的義舉不贊成，說什麼“查出了艾滋病，又無法治療，反而會成為一個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當地政府中的個別人便公開告誡他，“以後沒有當地政府的允許不許再來�” 對上述不歡迎的理由和做法，桂希恩教授沒有更多的在乎，他執著地認為，調查是十分必要的，控制疾病的原則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查出艾滋病，不一定有治療辦法，但可以進行防病教育，避免艾滋病疫情的進一步擴散。如果聽之任之，甚至隱瞞疫情，只會造成疾病在無知和麻木中進一步蔓延。 桂希恩教授是傳染病的專家，對於艾滋病的傳播和預防的調查研究，桂教授認為這是自己義不容辭的分內之事：“我不去文樓又去哪兒？我不研究艾滋病又去研究啥？艾滋病在我國已經相當嚴重了，如果再不進行控制和預防，後果不堪設想！” 為了履行自己的天職，桂希恩教授經過多次調查走訪，確定了五位艾滋病患者為自己的重點觀察、醫療和研究物件，桂教授決心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和儘可能的醫療手段為他們儘量減輕或解除痛苦。 這五位患者幸運兒來自三個不同的家庭，他們是： 程金，１９８８年為了用４００毫升鮮血換來４０元錢，程金加入了賣血的行列。程金是文樓村第一個被發現患有艾滋病的人，全家六口人有三口人感染上此一絕症。妻子沒有賣過血，因此沒有感染上艾滋病，兒子也沒有艾滋病，但卻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程金最擔心的是假如有一天自己走了，剩下的孤兒寡母又該怎麼辦？ 程雪梅，４６歲，她和丈夫都是因為賣血感染上艾滋病的，丈夫已於２０００年２月病死。談到艾滋病給她和她的家庭帶來的毀滅性打擊，這個苦命的女人已無淚可流了。她露出左臂上那被針扎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疤，悽楚黯然地說，自己打從嫁到丈夫家就開始賣血，“比起丈夫來，我的‘資歷’淺得多，丈夫從１７歲開始賣血，賣出的血可以用桶裝�” 夫妻雙雙染上絕症，這是人世間最為痛心的事，但是對於程雪梅來說，最讓她刻骨銘心的痛卻是人們對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不理解。 程雪梅自查出艾滋病後，孃家的人就再也沒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