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沉思中醒來，對她說：“濟難會不能代表組織，他們只是慈善機構，是在組織的引導下為獄中難友提供必要的幫助。他們只是組織的外圍機構。”

原來是這樣。可後來，我就答應他。答應他的求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這次不再是暗示。他告訴我，南京又有新的政策，要加大對反動分子的打擊力度，可能最近又要槍斃一批獄中的犯人。你不能再猶豫，答應我，嫁給我。如果我能跟他們說，你是我的家屬——難道進行國民革命，連親情都不要麼？

我只提出一項要求。在放我出來的同時，汪洋也要出獄。但他說，這辦不到，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他又是誰呢？那我不能答應。他遲疑很久，才告訴我，汪洋早一個月就已被槍斃。就在監獄的大院內。我一直在哭，很久很久。

她想，她到底哭過沒有？她以為她後來一定是哭過的。因為軟弱，因為從內心裡湧出的對自己的鄙視。她並不愛汪洋，如果說從前愛過他，那也是因為那時候，她太年輕。

有一次，汪洋對她說，一個職業的革命家，是不需要愛情的。他不可以有愛情，生理上的性是必需的，那是衛生的需要。如果一個職業的革命家感到需要，他應該用最簡單的辦法去解決它，而不應該像小布林喬亞那樣，扭扭捏捏地調情，從而把大量的時間虛耗在毫無意義的瑣細事情上。

她懷疑過麼？如果不是戈亞民這樣追問，她想過這個有關時間的問題麼？究竟是汪洋被殺害在先？還是曹振武向她先求婚在先？這其實不重要，老顧說，曹振武是屠殺革命者的反動軍官。但她不久就完全明白，這是至關重要的。至少對於她個人（也許對戈亞民也是至關重要的）。

似乎戈亞民認為，這件事不僅關係到曹振武的品格。也許更與她冷小曼個人的忠誠有關。

現在是老顧在說話：“你再回憶一次，他第一次向你提出這個暗示的時候，你有沒有給他過一個很明確的回答。你上午說你沒有介面，這意思是你沒有說話？時間很緊張，我們要送你回福開森路。好吧，那就是說你沒有說話。這是個很明確的訊號麼？表示你不答應他？”他說話的口氣，好像這不過是例行公事，只是要一個回答，以便使審問筆錄完美無缺。

窗外的貝勒路上傳來木板哐當搖晃的聲音，寂寞的馬蹄聲音……

⑴Route　Fergusson，今武康路。

⑵Route　Gustare　de　Boissenzon，今復興西路。

十一

民國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五時十八分

她聽到窗外有人長嘆一聲。她透過窗簾縫隙望出去，凌晨時天空比夜裡更黑。街道好像被露水洗過一遍，車輪像是在溼透的吸墨紙上滾。騾馬拉著沉重的糞車，是車伕在打哈欠……

第二天，上午，繼續提問。還是在這裡，在隔壁。在這間廂房後半部分。與此刻她置身其中的這個過街樓只隔開一道板壁。只是那個房間更隱蔽一些，有隔音的護壁板。視窗朝著天井。不像過街樓上的這一間，一面視窗對著弄堂，另一面視窗一開啟就是貝勒路。

戈亞民把她接來（她沒讓副官跟著她一起出來買東西）。她坐在前一輛黃包車上，戈亞民坐後一輛。進門之後，老顧對她說，如果有人闖進來，那麼我就是張東生。從前，我是你父親綢緞莊的掌櫃。我們在路上巧遇。我把你領到這裡來，只是找個安靜的地方敘敘舊。是很奇怪，但也不奇怪，因為我幾乎是看著你長大的，小時候，我還是你家櫃檯上的夥計時，就帶著你出門買炒花生。我把你扛在肩上。這裡不是我住的地方，你不知道我住在哪裡。我把你領到這裡，是因為這裡住著的是我的朋友，那人好像也不在家，只有一個年輕人（他指指戈亞民），聽他們說起來，好像他是那個生意人新找的小跟班。

在俄文補習班的最後一個月，冷小曼聽過那個波蘭人課程。一個老布林什維克，他說他去過孟買。他給大家講“秘密工作的技術要點”。課程幾乎是扣人心絃的，因為全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她聽得很仔細，她懂老顧的意思，他是在為萬一出現的危險狀況預先串好口供。老顧是老練的，他一定在組織裡身負要職。

他們在前一天對她提出的問題，她仍然無法回答。很難說她的沉默算不算一個明確的謝絕。她猜不出別人會怎樣想。那你有沒有說過，讓我回去想想之類的話？

但是，說過又怎樣？難道說，因為曹振武想讓我答應嫁給他，就指使憲兵殺害汪洋？他並沒有指使龍華警備司令部的權力。可你並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