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房這事，到最後她也沒告訴老顧。她擔心老顧會立即掐斷她與組織的聯絡（她下意識地覺得，那是她與這個現實世界的唯一聯絡）。

她說，幸虧有小薛在，要不然一事實已證明，小薛（或者說他的朋友）在巡捕房有很大影響力。老顧對此表現出極大興趣，電話中反覆詢問：“政治處為何派人參加老北門捕房的搜查行動？”

“不——只有老北門捕房。茶房發現手榴彈，向捕房報案。”

“你剛剛說——”

“巡捕要闖進房間檢查證件，小薛在房門口大鬧起來。提到他政治處朋友的名字——”

“看來這個會寫詩的警察朋友，的確是個重要人物——你說你今天下午與他會過面？”

“他們用旅館的電話向政治處查問。證實小薛是法文報紙的攝影記者。那朋友趕來時，巡捕已離開旅館。”

她覺得這些說法破綻百出。她為毫無緣由向老顧說謊而感到羞愧，覺得自己就像個弄亂戲碼的蹩腳演員。

“巡捕始終沒有進房間？沒有看到你？他那個政治處朋友也沒有認出你來？”

她說這都因為有小薛在。她可不敢跟人家說，這是因為她運氣好（這說法連她自己都不會相信）。還不如說是因為她的新發型，或者她憔悴的面孔呢（她有時對鏡顧盼，深覺憂傷會將一個人的相貌改變至斯）。

最後，老顧說：“你要在小薛身上多下功夫。組織上希望把他爭取過來，讓他變成我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