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完全走了兩條路，恍如雲天相隔，“世事兩茫茫”了。

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的時候，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到了1949年，解放軍終於開進了北京城。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信開頭就是：“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志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我當然記得的，一縷懷舊之情驀地縈上了我的心頭。他在信中告訴我說，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材。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併到北大來。我同意了。於是有一段時間，東語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來只有幾個人的系，現在頓時熙熙攘攘，車馬盈門，熱鬧非凡。

記得也就是在這之後不久，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衚衕來看我，一進門就說：“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寶劍》、《回教徒為什麼不吃豬肉？》等，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於說“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一個詞兒。我當時就覺得很新鮮，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1951年，我國政府派出了建國後第一個大型的出國代表團：赴印緬文化代表團。喬木問我願不願參加，我當然非常願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卻沒有到過印度，這無疑是一件憾事。現在天上掉下來一個良機，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了。於是我暢遊了印度和緬甸，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這當然要感謝喬木。

但是，我是一個上不得檯盤的人，我很怕見官。兩個喬木都是我的朋友，現在都當了大官。我本來就不喜歡拜訪人，特別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請南喬木喬冠華給北大學生做過一次報告。記得送他出來的時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們倆顯然很熟識。艾說：“你也到北大來老王賣瓜了！”喬說：“只許你賣，就不許我賣嗎？”彼此哈哈大笑。從此我就再沒有同喬冠華打交道，同北喬木也過從甚少。

說句老實話，我這兩個朋友，南北二喬木都沒有官架子。我最討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這是一種極端的低階趣味的表現。我的政策是：先禮後兵。不管你是多麼大的官，初見面時，我總是彬彬有禮。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見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識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決不想往上爬，我完全無求於你，你對我絕對無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轎子的人抬出來的。如果沒有人抬轎子，架子何來？因此我憎惡抬轎子者勝於坐轎子者。如果有人說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風過耳邊。

但是，喬木卻決不屬於這一類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來越高，被譽為“黨內的才子”、“大手筆”，儼然執掌意識形態大權，名滿天下。然而他並沒有忘掉故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都有獨自的經歷。我們雖然沒有當面談過，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麼人送給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給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養，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他並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按照中國老規矩：來而不往，非禮也。投桃報李，我本來應該回報點東西的，可我什麼吃的東西也沒有送給喬木過。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我自己並不清楚。難道是中國舊知識分子，優秀的知識分子那種傳統心理在作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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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喬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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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冬天，北大的學生有一些愛國活動，有一點“不穩”。喬木大概有點著急。有一天他讓我的兒子告訴我，他想找我談一談，瞭解一下真實的情況。但他不敢到北大來，怕學生們對他有什麼行動，甚至包圍他的汽車，問我願不願意到他那裡去。我答應了。於是他把自己的車派來，接我和兒子、孫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剛下過雪，天寒地凍。他住的房子極高極大，裡面溫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來作陪。他請他們和我的兒子、孫女到另外的屋子裡去玩，只留我們兩人，促膝而坐。開宗明義，他先宣告：“今天我們是老友會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六十年來的老朋友。”我當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對青年學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盤倒出，毫不隱諱。我們談了一個上午，只是我一個人說話。我說的要旨其實非常簡明：青年學生是愛國的。在上者和年長者惟一正確的態度是理解和愛護，誘導與教育。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後，喬木說話了：他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