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荀子大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作出了最高評價：“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在《正論》篇中，荀子則對“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論證，實際是對“苛政”說的回應。荀子之說，沒有任何人提出反駁。另一方面，戰國末期“天下向一”的歷史趨勢日漸形成，“天下一統”的可操作戰略也由李斯適時提出。這種人心趨勢，意味著天下寄厚望於秦政，寄厚望於秦國“一”天下。如此兩個基本面充分說明：戰國之世對秦政的總體評判雖有爭議，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當然，這種肯定的後面，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原則在起作用：戰國變法只有秦國最成功，成功本身是“應時而變”的結果，是順應潮流的結果。在“求變圖存”與“大爭事功”成為時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對一個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是沒有指責理由的。

秦帝國一統天下後，輿論情形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軸心，是關於恢復諸侯制還是建立郡縣制的大爭論。由這一大爭論生髮開去，牽涉出對夏商周三代文明與秦帝國所建文明的總體對比，以及與之相關的總體評判。然則，這場大爭論及其餘波，仍然被爭論各方自覺限定在戰國精神所能容納的爭鳴之內：反對方並未涉及對秦政的總體指控，創新方也並未以對方對傳統諸侯制的讚美而橫加指責，更談不上問罪了。歷史聲音的突然變調，開始於“焚書坑儒”案之後。自儒生博士們紛紛從秦帝國廟堂“亡”去（不經正式辭職而私自離職），評判秦文明的言論中便出現了一種此前從未有過的聲音：秦政毀滅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孫孔鮒，以及諸多在秦帝國職任博士的名儒，都在離開中央朝廷後與藏匿山海的六國貴族們秘密聯結起來了。這種以“非秦之政”為共同點的秘密聯結，使原本並不具有真實政治根基而僅僅是廟堂論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評判，不期滋生為六國貴族復辟的政治旗幟。

“暴秦”說，遂以極大的聲勢，在秦末之亂中陡然生成了。

自陳勝吳廣舉事反秦，對秦政的認知評判，便成為當時反秦勢力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而最先反秦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當時對秦政並無總體性仇恨。“閭左徭役”們直接仇恨的物件，首先是秦二世的過度徵發，尚不涉及對秦政如何評判。陳勝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嘆，所言實際內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後的政治行徑。基於農民集團的直感特質，陳勝吳廣的發端路徑很簡單：先以為扶蘇、項燕鳴冤為事由，後又以“張楚”（張大楚國）為舉事旗號，最終達成以武力抗爭謀求最好的社會出路。演變的轉折點，出現於陳勝舉事後誰也預料不到的天下轟然而起的陡然大亂之局。陳勝農民軍迅速佔據了陳郡，六國貴族與當地豪強紛紛聚來，圖謀借用陳勝力量復辟，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說。原發經過是：陳郡“三老豪強”們勸說陳勝稱王，並大肆稱頌其反秦舉事是“伐無道，誅暴秦”的大業。這是貴族階層第一次對秦帝國總體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暴秦”說。

就其實質而言，這是一個顯然的政治權謀：志在復辟的貴族勢力，利用農民集團政治意識的幼稚，以稱頌與勸進的方式，將自己的政治目標巧妙設定成農民集團的政治目標，從而形成天下共討“暴秦”的聲勢。其實際圖謀，則是使農民反秦勢力成為貴族復辟的強大借用力量。其後的歷史事實，正是如此演進的：除了劉邦、項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勢力，是借陳勝發端聲威而沒有直接借用陳勝兵力舉事外，其餘所有六國貴族都投奔了陳勝吳廣集團，直接以陳勝劃撥的軍馬為根基，以陳王部將的名義出兵，而後又迅速背叛陳勝，紛紛復辟了六國旗號。陳勝政權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滲透其中的貴族復辟勢力從內部瓦解了。

復辟勢力遍地蜂起，對秦政秦制的總體攻訐，立即以最激烈的復仇方式爆發出來。六國復辟者們紛紛杜撰煽惑說辭，憤憤然將秦政一概罵倒。期間，諸多攻訐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辭，只有三則言論最成系統，因而具代表性。這三則言論，都是由張耳、陳餘為軸心的“河北”趙燕集團所生髮，既是當時最具煽惑力的言論，又是被後世“暴秦”論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們將這三則言論全文引錄如下：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稱王）……陳涉問此兩人（張耳陳餘），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嗔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