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足證這一時期對文明演進史探究的相對慎重與相對客觀。

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了某種變化。

變化的標誌，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說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群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論有：“商鞅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秦任戰勝之力以並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說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裡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說，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說，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言，並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歷史價值觀為基準，以群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蘊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西漢時代的歷史意識，更多表現在官員學者的個人論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時，西漢時期具有官員身份的學人，對秦政得失與秦亡原因也開始了大規模探究。這種探究有著一個鮮明的趨勢：總體否定秦文明而區域性或有肯定，力圖從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尋覓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其論說的影響力而言，西漢的不同時期分別有四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學派，一個是賈誼，一個是賈山，一個是董仲舒。淮南王劉安的學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為《淮南子》，其對秦文明、秦帝國、秦始皇一體指斥，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論說，其最終的評判屬於全盤否定式。《淮南子·汜論訓》的經濟否定論可謂代表，其雲：“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遺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賈誼的《過秦論》，是被歷代推重的一篇綜合評判性史論。賈誼的基本立場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對秦孝公商鞅變法作了高度肯定，對秦始皇的基本功績也作了高度肯定。賈誼對秦亡原因的總論斷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對秦文明的總體論斷則為：“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

賈山給漢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確指控秦政，號為“至言”。其代表性言論是：“秦……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其文咒罵秦始皇尤烈，“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因賈山之說大而無當，幾近於秦末復辟勢力之怨毒咒罵，故其影響力在後世較弱，不如賈誼與其後董仲舒的論說。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屬於全盤否定式的代表，其經濟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為後世“暴秦”論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極多，僅上書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論秦之說主要有兩則，一則見於本傳記載的上書，一則見於《漢書·食貨志》轉引的“董仲舒說上曰”（上書或問對記載）。兩論皆具後世“暴秦”說的典型性，被後世史家反覆引證為吏料依據，故此摘錄於下：

《漢書·食貨志》轉引其經濟指控雲：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董仲舒傳》載其法治指控秦雲：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