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三，抵達那日過力松木區。同我們結成了朋友並聽從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沒有引起一點戰爭，很好的和平實現了。這次我們的兩個邦保申請達賴活佛，讓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協商，聽從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令人遺憾的是，西藏上層人物中，並不都是如阿里兩邦保那樣，誠心誠意地願“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們中有那麼一些人總想煞費苦心打出一面“獨立國”的小旗，與中央人民政府對壘。

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電報從印度加爾各答發給“毛澤東閣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談”。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後，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獨立”，頗獲得一些人的喝彩。過了一個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發了一封夏電：“你們的代表團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談西藏地方事務的代表團，不能稱為西藏派赴中國外交代表團，談判的地點必須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電後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藍眼睛朋友的阻撓，遲遲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覆電駐印度大使館申健代辦，指示其堅持“中央政府對西藏代表團之方針：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認該代表團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經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難，請考慮轉回西藏經由國內其他路線如青海、西康、雲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來總理再次致電駐印度大使館申健代辦，傳達了極其重要的資訊：……印度政府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並經過其駐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對西藏從來沒有現在也沒有任何政治或領土野心，並說其他國家也不會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館表示甚願我西藏代表團旱日到達北京，並聞英國政府已撤消其拒發籤證的決定。如此，西藏代表團更可早日動身……你們以極關心和極友好的態度助其早日成行，並予以很好招待為要。

周恩來的電報，如在佈滿陰雲的西藏天空劃亮了一道閃電，若是夏格巴們順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舉行談判，雖然決不會像後來的阿沛五代表那樣取得圓滿成功，但是，必將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後來的歷史程序。

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團擬於6月5日由加爾各答搭機經香港去北京談判之際，他們的英國朋友臨時取消了簽證，到使他們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歷史輕輕拋棄，歷史在選擇新的人物；這個人物正乘馬匆匆趕來；歷史將使他倏然間閃閃發光。

（12）達賴授權五人代表。

滯留在中印邊界亞東“東噶寺”的達賴喇嘛，整天在一種進退兩難的窘迫中打發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滯留在亞東的噶廈召集官員會議。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會議。在喜馬拉雅的那個邊境小鎮上，他們反覆權衡利弊，給達賴喇嘛上了一篇呈文。

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農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會見西藏代表時的話說；看來西藏政府透過和平談判是上策……

這次西藏噶廈的一些“洋朋友”幾乎是眾口一詞地勸說噶廈，又不約而同地伸出手未，把它推向談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樣起勁地鼓動噶廈驅漢；想想三個月前那樣賣力地支援噶廈憑據金沙江頑強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廈不能不感多一種深深的失落和孤獨。

1951年1月18日，達賴喇嘛派員給新德里的中國大使袁仲賢帶去了哈達、禮品和一封信，信中說：過去，在我年幼未掌權期間，藏漢之間的友好手系屢遭破壞，對此深感遺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隨員從速啟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遙遠，不易及時趕到，為爭取時間，我們將再給阿沛派去助手，經印度前往北京。我現派出信使扎薩索康蘇巴和堪仲曲配土登。

他二人帶去全體噶倫、西藏會議及人民的詳細書面報告，向您呈報。請您將增進藏漢友好關係的純正善良願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時轉呈。

並請及時回覆，以便使我放心。

附贈哈達一條，上等地毯一床。

與此同時，西藏官員大會也給袁仲賢大使寫了一封同一內容的信。

由於達賴喇嘛和西藏官員大會的人們這一次態度是誠懇的，行動是積極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滿意的迴音。僅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圖丹（曲配土登）和扎薩索康就帶回了袁仲賢大使給達賴喇嘛和西藏官員大會的覆信。

袁大使在信中，對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