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為你們播放的，但此刻我不想說穿，“我沒想到那麼多人會聽，事實上，我現在還背不下《維拉涅拉》的歌詞。”

她驚訝地說這不可能，她說她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唱到我記得為止。我們喝完了啤酒，有些遺憾，於是我拿出了威士忌問她喝不喝，她欣然答應，我拿馬克杯滿滿地倒了兩杯。我在大學時早上總要喝一杯威士忌才清醒，我常喝酒，但不是酒精上癮，這是我在這個暑假裡第一次喝威士忌。

我們喝著威士忌，唱著那首《維拉涅拉》。她被威士忌嗆得咳嗽，把酒撒了一地，我又倒了一杯喝得喉嚨發燙，眼前彷彿有百合和露珠閃過，反覆地唱著“我們將聽見畫眉歌唱”彷彿置身於千萬人的遊行隊伍中。

等我能完整唱下整首《維拉涅拉》，我已經喝得大醉，她和我談起六十年代，又從卡米洛特*聊到鐳射槍先生*，她問我的名字是不是來自尼爾·阿姆斯特朗，我說我們的名字拼法不一樣，我手上沾著威士忌在料理臺上劃了起來。他的是N…E…I…L，我的是N…I…E…L，他們在網上都拼錯了我的名字。於是我們說起阿波羅登月，她問我信不信登月是偽造的，又扯了一通陰謀論和對政府的懷疑，“也許只有阿波羅13號*是真的發射了，一次不錯的嘗試。”她說。

我說我相信尼爾·阿姆斯特朗真的跨出了那一小步，我相信那十二位宇航員都真的踏上了月球，因為這是二十世紀最詩意最具有想象力的事。不管他們是為了拖垮對手，還是實現人類恆久以來的夢想，我都願意相信他們真的做到了。

她又問我越戰的事，問我溫妮怎麼和我談論它。而事實上溫妮從不和我講這些，她更多地和我說那些畫家們的故事，講她的亞馬遜森林旅行，講她在阿拉斯加春季時看過漫山遍野的金色野花，講她在佛羅里達划船去遠海域釣魚。我的外祖母溫妮本姓林奇，是戰後的一代，家庭富裕，受過很好的教育，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嶄露頭角，後又以畫作聞名，三十多歲才從紐約嫁到了費城去。但她和我在一起時，從沒有那樣的鋒芒，只是我溫柔而智慧的外祖母，她幾乎每年都來拉奇蒙和我過暑假，她給我畫過許多肖像，我們一起去找紐約城裡各種各樣的舊址，晚上我們一起聽懷舊電臺，開著關於奧遜·威爾斯*的電臺玩笑，模仿著播音員的口音語調說：“我們要打斷一下本次廣播”。她也是我的第一位讀者，她給我每首詩、每篇小說都提出了誠懇而有效的建議。而那樣愉快的日子結束於一場車禍，我在十六歲那年的暮春到費城參加了她的葬禮，然後獨自開車回到紐約，路上樹木枝葉繁茂，花正在凋謝又正在盛開，我直接去到拉奇蒙，在這座宅子裡喝完了她留下的白葡萄酒，就在這廚房的地板上睡了一整天。

我是喝得太多了，說了許多的話。我還記得我告訴她，我在後兩年裡沒寫新的東西，把她看過的那些詩和小說反覆修改，最後我留下了詩，在大一的感恩節假期投給了出版社。那些故事生於我年少時，多少有些稚氣去不掉，加上懷念溫妮，我不自覺地把它們寫得更為溫情一些，有評論說我“一定不做不到看三頁以上的奧康納”，那時正是春假，喬舒亞和我不打算去旅行，就留在波士頓，在我租來的公寓裡無聊地把那些評論念上一遍又一遍。事實上我很喜歡奧康納，我以為喬舒亞不會喜歡，他祖父是個電影商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經營得非常成功。但他卻說他看過《善良的鄉下人》好多遍，一直覺得這個故事編排得非常高明。我問他難道那些故事不會令人感到難受嗎，辛苦工作一整天的人晚上怎麼會願意看到這種故事。

他說，你知道好萊塢幹掉藝術是靠那些令人舒服的故事，但是薇薇安就算像凱瑟琳一樣難產死了，也不會讓《風月俏佳人》變成《永別了，武器》。

有時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學不會那樣，就算我滴酒未沾也做不到，我和格麗塔聊了兩三個小時，我們聊了很多很多政治，而我從來不懂也不關心。最後她說要給我拍張照片，從她的揹包裡拿出了她的單反相機。她先是拍了一張，說拍得不好。

“靠近些，尼爾，我拍的不好一定是因為我靠得不夠近。”她像羅伯特·卡帕似地說。

“我們又不在西班牙的戰場上。”我這麼說，卻還是起身靠前，胳膊支在料理臺上撐著下巴，讓她拍了張滿意的照片。然後我醉得太厲害了，醒來時發覺自己躺在沙發上，格麗塔已經不在了。冰箱裡什麼都沒有，我只得去附近超市採購，我買了麥片和穀物棒，又拿了一瓶牛奶開啟直接喝了大半，依舊是頭疼得難受，於是到超市裡的藥房買醒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