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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麼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麼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復仇的文學〔5〕，然而他的恢復，是靠著歐洲大戰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盪，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那裡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輓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

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捨，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裡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輓歌來。但是懷舊，唱輓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輓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輓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輓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讚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