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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臣看出他的顧慮，趕緊說道：“你來講，我來記。出什麼問題我負責。”好不容易，週一峰答應了。當藤田正典的論文譯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國韋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趕緊查詢韋慕庭在十二年前編的那本書。一查，北京圖書館裡居然有這本書！就像當年陳公博的碩士論文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冷置”了多年一樣，這本英文版《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也在北京圖書館“冷置”了多年，無人注意。於是，韋慕庭的緒言及陳公博的論文，被譯成了中文。跟俄文版還原譯成的中文稿一對照，兩種版本的中共“一大”檔案只有翻譯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當時是根據同一中文原稿翻譯的。

最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條，而俄文稿同樣缺了第十一條——這更表明兩種外文稿同源於一種中文稿！當然，那中文原稿中為什麼會缺了第十一條，則成了歷史之謎：或許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條誤編為第十二條，只是漏了一個號碼，原件內容無遺漏；或許是手稿中漏寫第十一條；也可能是第十一條引起很大的爭議，付諸大會表決時被刪去……這個歷史之謎，要待有朝一日發現中共“一大”檔案中文原稿時，才能判定。

在歷史的雪泥鴻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那次極端秘密、只有十幾個人參加而又極其重要的會議——中共“一大”，這才漸漸“顯影”，被時光淹沒的歷史真相慢慢變得清晰起來。尋找中共“一大”會址和中共“一大”檔案，只是這些年來苦苦追索中的兩樁往事。

這些年來，關於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課題，成為中外學者們競相探討的“熱點”：中

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開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閉幕？出席會議的代表究竟是十二個還是十三個？那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所派的代表尼柯爾斯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雖然中共“一大”的召開已經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這些追索迄今仍在進行中。就在筆者著手採寫本書《紅色的起點》時，尼柯爾斯基尚是一個謎。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告訴筆者，在任何檔案中都沒有查到關於尼柯爾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筆者採寫本書的過程中，忽又聞這個被稱為“一個被遺忘的參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瞭，於是，便趕緊前往北京作詳細瞭解……筆者正是在中外眾多學者專家數十年來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礎上，著手寫了這本《紅色的起點》。

第二部分：前奏出現在奧地利的神秘人物　1

暮春初夏的維也納，最為宜人，也最為迷人。每年這個時節，遊人從四面八方擁向這座古城——自從奧匈帝國解體，奧地利共和國在一九一八年宣告成立，這兒成了奧地利共和國的首都。

湛藍的多瑙河從市區緩緩穿過。古色古香的皇宮、議會廳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頂，在金色的陽光下發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華的輪街街頭的廣場上，矗立著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宮花園裡，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軒昂。這座音樂之都，與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頓、施特勞斯以及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緊緊相連。在遊人最盛的日子裡，音樂節在這兒舉行，空氣中飄蕩的音符更增添了歡樂悅耳的氣氛。

一九二一年，在音樂節前夕，一列蒸汽機車呼哧呼哧喘著粗氣，駛入維也納車站。在一大群優哉遊哉的下車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顯得與眾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連鬢鬍子，衣著隨便，看上去一派軍人氣質或者工人模樣。可是，那一副金絲邊框近視眼鏡，開闊的前額，卻又顯示出知識分子風度。

他雙手拎著一大一小兩隻箱子，走出車站，跳上一輛馬車。來到一家中等的旅館裡，他訂房間時用德語說道：“給我頂層的單人房間。”

“好的，先生。”老闆用德語答道，滿足了他的要求。德語是這裡通用的語言。

他在房間裡放好箱子，鎖上房門，外出辦事。奇怪，此人竟沒有回來過夜。

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那房間仍然空蕩蕩的，不見那位旅客的蹤影。

難道他在奧地利有親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處，為什麼又要在旅館裡租房間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旅店的老闆壓根兒沒想到：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個特殊的“住處”——維也納警察局的監牢裡！他，被拘捕了！

他是在申請前往中國時被拘捕的。他持有荷蘭護照。他在旅館的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