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10％的管理問題才是這些組織所獨有的使命、文化、歷史和專業用語需要解答的問題。在21世紀，由於發達國家繼續保持增長勢頭的部門多半不可能是企業，而且事實上，企業也不是20世紀發達國家保持增長勢頭的部門，因此關於管理不等於企業管理的提法變得尤其重要。現在在所有發達國家中從事經濟活動，即在“企業”中就業的人口，在整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與100年前比降低了許多。那時，所有參加工作的人都是透過參與經濟活動（如務農）來謀生的。20世紀，發達國家保持增長勢頭的部門是“非營利性機構”，即政府、腦力勞動者、衛生保健和教育。100年來（或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提供就業機會和生活來源的企業的數量逐步減少。據我們預測，21世紀，發達國家保持增長勢頭的部門將不是“企業”，即有組織的經濟活動，而很可能是非營利性社會部門。同時，這些部門也是今天最需要管理的部門，透過實施有系統、有原則和以理論為指導的管理，這些部門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裡產生最大的能量。因此，透過對假設的分析，我們總結出第一個結論，而管理學只有建立在這個結論的基礎上，對它的研究和實踐才能結出豐碩的成果：

管理是所有組織所特有的和獨具特色的工具。

第1章　管理的新正規化（4）

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

19世紀末期，鳳毛麟角般的大型組織（如企業、政府的行政機構和龐大的現役部隊）的突然出現促使人們開始重視管理和管理研究。

一個多世紀以前，對組織的研究就開始以以下一個假設為基礎：

企業應該具有，或者必須具有一個恰當的組織形式。

這“一個恰當的組織形式”所指的內容發生了多次變化。但是，對這樣一個恰當的組織形式的探索一直延續到今天。法國的亨利·法約爾（1841—1925）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第一次著手處理企業的組織結構問題。他管理的煤礦開採公司是當時歐洲最大的企業之一，同時也是管理不善的企業之一（然而，他的著作直到1916年才問世）。大約在同一時期，在美國也出現了第一批研究組織形式的管理實踐者，包括約翰J。洛克菲勒（John　J�Rockefeller）、摩根（J�P�Morgan），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他的學說現在仍然值得研究，而且其影響力最持久。不久，如上所述，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將組織理論應用到美國陸軍，而魯特曾擔任卡內基的法律顧問。同時，1870年創辦了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格奧爾格·西門子（Georg　Siemens，1839—1901）採用其好友法約爾的組織概念，拯救了奄奄一息的西門子電氣公司（大約在1895年），該公司是由其堂哥沃納·西門子（Werner　Siemens，1816—1892）一手建立的，但在他去世後卻變得群龍無首。然而那時，許多人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到組織結構的必要性。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根本沒有認識到它的必要性。在他去世之前，他曾經撰文提出“業主及其幫手”的概念。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就是根據這個概念，即沒有結構的概念，嘗試管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公司（在進入20年代末期前，這個稱號保持了許多年），直至其去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人們才開始認識到正式的組織結構的必要性。但是，同樣也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人們發現法約爾（和卡內基）的職能型組織結構（functional　structure）不是一個恰當的組織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落幕，皮埃爾·杜邦（Pierre　S�Du　Pont，1870—1954）和阿爾弗雷德·斯隆（1875—1966）先後提出“分權化管理”（decentralization）的概念。因此，我們最近幾年一直在宣傳“團隊”是一個適合做一切事情的恰當的組織形式。

然而，我們此時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所謂一個恰當的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只有多種多樣的組織形式，每個組織形式都有獨特的優勢、侷限性和特定的應用方式。我們認識到，組織不是絕對的，它是提高人們在一起工作的效率的工具。同樣，一個特定的組織結構是與在特定的條件下，在特定的時間執行特定的任務相匹配的。

現如今，關於“等級制度已經終結”的聲音不絕於耳。這顯而易見是不對的。任何機構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