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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之後再描述那個晚上的情景時，蘭達回憶起了許多細節。似乎他昨天才同索羅斯吃過飯。這個晚宴開始於傍晚7點30分。持續了4個小時。在就坐後，索羅斯請求蘭達談談他自己及其公司。這大約花了20至30分鐘。接著蘭達間索羅斯是否該輪到他來問些關於這位投資家本人的問題了。

“當然可以，”索羅斯答道，他猜想他也許會被提一些關於他的投資經歷的問題。

“那好，”蘭達張口說道，“我對我所瞭解的你的經濟和政治哲學頗感興趣。”此時他並未留意索羅斯聽到這些是否皺了皺眉，“我所感興趣的是”——蘭達提醒自己不要說得太唐突——“對於作為一個猶大人，你有什麼想法？是否和一家以以色列為總部的公司做生意有著某種意義？”。

蘭達原先就略知一些索羅斯對猶大事務的漠不關心，他也知道這位投資家是個猶太人，一個大屠殺的倖存者。對於蘭達來說，要在索羅斯的幸兔於難和他在猶太問題上的中宣之間找到一致多少有點困難。所以，他問了上述問題。

索羅斯看起來對這個問題覺得意外，儘管沒有不舒報的表情。他答道：

“無論怎麼講，這點對我來說不說明什麼。我們之所以有興趣，不是因為你們是一家以色列公司，而是和你們合作看來像是一個很不錯的機會。”

在接下來的三個半小時中，索羅斯談論了他的猶太身份、他幾時的經歷，尤其是他在二戰中躲避納粹的事兒。“這是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動的事情，”他告訴蘭達，“那種躲藏就像玩‘警察和小偷’遊戲，令人刺激不已。”他們還談及了猶大民族主義。不時地，這頓晚飯看起來象一場辯論，不過氣氛一直是友好的，儘管他們總是圍繞著那些用蘭達的話來說是“私人性質的、敏感的問題。

在和索羅斯交談的同時，蘭達在猜想是什麼使這位投資家拒絕持有來猶大憎感。聽到索羅斯的戰時經歷時，蘭達找到了一個可能的解釋。他發現，雖然索羅斯一直把他在二戰中的經歷描繪成一場過蠢的遊戲，但實際上他不得不一邊又一邀地口味那場難以想象的恐怖，而這僅僅是因為他是猶太人。於是他的結論是，對於索羅斯，身為一個猶太人必定是一個負擔，從來都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在這頓晚餐中間，索羅斯還透露道，只是在80年代初他曾在公開場合愉快地承認自己是猶太人，在那之前，他只想迴避這個話題。“也許商業上的成功最終使我有足夠的信心去承認我的猶太身份，”索羅斯表白道。

談到民族主義時，蘭達表示，民族主義有一些建設性的、積極的作用，猶太復國運動尤其是一股非常積極的力量和一項有意義的事業。“我希望使你走近它，”他告訴索羅斯。

可索羅斯從納粹那兒嚐到瞭如此多的苦頭，以致於他無法給民族主義以較高評價。“它只會帶來邪惡、破壞、沙文主義和戰爭，”他答道，“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假如有可能使民族主義只保留其建設性的一面而不具有其負面特點，也不會造成政治和社會方面的破壞，那麼你是正確的。但是，這不可能。”

在他們談話的同時，索羅斯正受著東歐的民族主義的攻擊。“真可笑，”他說道。“他們竟把我和什麼世界範圍內的猶太復國主義陰謀和老牌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們扯在了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地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為索羅斯很少將自己認同為一個猶太人。

當鐘點將至11點畢的時候，索羅斯和蘭達已因過去的歷史而感到一絲精神上的倦乏。

蘭達朝索羅斯看去，帶著一種堅定的神憎正言道：“我感到，最終使你和以色列達成感情上的一致是我的一項使命。要讓你迴歸猶太世界。”

“這很有趣，”索羅斯模稜兩可地答道。

晚餐結束後，在電梯上，查特約對蘭達說，：我吃驚不淺，我在生活中從未見過這樣的事。喬治的這些我從來不瞭解。“蘭達也感到驚奇。這個晚上對他和索羅斯來說和工作沒有多少牽連。

幾個月以後的1993年1月，蘭達和索羅斯在後者的紐約辦公室再次握手寒喧並簽署協議。索羅斯此時必定想起了10月份的那頓晚餐，他也許覺得上次他給人的印象是他不太願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因為這多少過分暴露了他的猶太身份。